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

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 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 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 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 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 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 ,2001 年为∶38,“九五” 期间这一比例平均为∶,其中 1999 年为∶,2000 年为∶;“八五”期间平均为∶,“七五”期间平均为∶,“六五”期间平均为∶。尽管 1999、2000 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 1978 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 1978 年的 62%上升到 1981 年的%,达到最近 20 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 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 90 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 年,我国投资率高达 38%,世界平均为 23%,低收入国家为 21%,中等收入国家为 25%,高收入国家为 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厄立特里亚,莱索托,尼加拉瓜,土库曼斯坦。这 5 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 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 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 2000 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 31%; 韩国投资率为 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 26%; 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 26%的较高水平。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 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 60%,世界平均水平为 77%,低收入国家为 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78%, 高收入国家为 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 8 个百分点的差距。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 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 GDP 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