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一:起点平等的产
捷克经济转轨评述之一:起点平等的产 权改革模式 (作者:单位:邮码:) 一「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东 欧转轨国家中,捷克可以说是全民对旧体制反感最强烈、求变情绪最 突出的国家。其它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大都是经济上贫穷落 后的农业国,政治上专制、王政色彩浓厚,即使像东德,战前经济虽 发达,政治上却是纳粹暴政。唯有捷克,战前既有高度发达的工业也 有高度成熟的议会民主、共和宪政。在历史上,捷克是中欧强国奥匈 帝国境内的工业集中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崩溃,捷克斯洛伐 克共和国以前帝国24%的人口、21%的领土却继承了奥匈80%的工 业生产能力,这使它的经济发达水平远远高于在前帝国政治中心地区 建国的奥地利。二战前捷克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按人口平均的工 业产量甚至高居世界第四位,不少部门工业生产能力超出国内市场容 量三倍,是个工业出口大国⑴。可是1948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的结 果,到60年代便使其在世界工业国位次降落到第12位,人均产量 落到第五,生活水平已明显低于本来远不如它的奥地利。到80年代 末,它更落到了巴西、西班牙与韩国等之后,退出了主要工业国行列。 在政治上,战前民主制变成斯大林制度的结果,不仅造成50年代初 的大量冤案,而且在1968年之后的大整肃中多数共产党人也倍感压 抑,觉得还不如战前民主制对共产党人更好些。这一切加上1968年 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使捷克改革不可能不具有激进性质。 但另一 方面,捷克按理说应当是转轨最困难的国家,这主要因为有以下几个 因素:首先,捷克剧变前的经济体制之“一大二公”在东欧诸国中无出 其右,在“布拉格之春”被扼杀后的二十多年间,当局拒绝一切改革, 比起剧变前就搞过“市场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与波兰等国 (尤其是从未搞过农业集体化的后二国)来,其原体制的僵化和垄断 性与“纯国有;“纯计划”经济的色彩都更加突出,因而按理说转轨也更 加困难。其次,在1989年捷克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经济占96% 之多,私营经济只有区区4%o [2]而且捷克的国有企业多是大中型联 合企业,托拉斯化程度之高,在整个东欧仅次于前民主德国,捷克的 大企业传统甚至早在共产党时代以前就有了,如俄斯特拉发冶金联合 体、比尔森斯科达汽车厂、布拉格奇卡德工厂、乌斯季的斯波莱克化 工冶金联合体与布尔诺的阿达斯特工厂都是世界闻名的巨无霸企业。 这样的经济搞产权改革,困难可想而知。完全没有市场改革基础的捷 克,本国公民不可能购买企业,而捷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十 大工业国之一,国民有很强的历史自豪感,不可能像匈牙利那样接受 外资大量购买并控股本国企业。同时捷克转轨之初旧体制留下的对外 收支遗产较平衡,不像匈牙利那样背着沉重的外债而且已丧失对外支 付能力,需要卖掉国有资产换取外汇来还债。因此无论从可能还是从 需要来讲,出售型的私有化在捷克都是行不通的。 最后,捷克在 历史上又是东欧诸国中唯一具有真正左派传统的国家,在战前的绝大 多数时间里,社会民主党都是联合执政党乃至主要执政党,第一共和 国的前后两位总统马萨里克和贝奈斯、以及总理突沙等均为社会民主 派人士,捷共则是东欧唯一的在苏军“解放”以前就依靠自己的力量在 民主政治中拥有巨大影响的党。在20年代中期它就是国内第二大党, 1925年大选中得票率超过社民党而几与第一大党农民党相当(93.4 万票对97万票),1928年捷共拥有15万党员,比法共多两倍,比 英共多29倍(而捷克人口仅及英、法的1/3 b捷克社会民主党在1948 年2月事变被整肃前更有党员近70万,为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 员人数的70% ,而捷克人口仅为德国的1/4O同时,捷克也是东欧诸 国中唯一在二战前具有发达稳定的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民主参与与 监督理念和左翼平等理念双重影响下,任何寡头式的、“权贵私有化” 式的、黑箱操作式的产权改革都是国民所不可接受的。 同样是典型的“民主私有化”,捷克与北邻的波兰又有很大的不同,波 兰剧变以前的统一工人党政府就信奉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 “自发私有化「杂乱无章的私有化”已颇有发展,而农村则根本没有搞 过集体化,基本上仍由小农构成,因而剧变后曾被认为是私有化改造 比较容易的,萨克斯的“证券私有化”建议最初是向波兰提出,而东欧 第一个证券私有化的计划也首先在波兰岀台。但是,构成波兰政府基 础的团结工会就其基本面貌来说是个工联主义社团而不是自由主义 政党,而工联主义在初衷上与其说倾向于私有化,毋宁说更倾向于工 人自治,在私有化方法上则更接近于本企业雇员集体分享股权的伊索 普(ESOP )方式,而不是全社会分配股权的“大众私有化但狭义的 伊索普方式要求把“全民的”产权变成“内部人”产权,这也难以被社会 接受,这样一来就使私有化进程变得十分复杂,以至筑室道谋,议而 不决。自别莱茨基政府的证券私有化方案被议会否决后,大众私有化 便趋于停滞。而剧变前旧体制下“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式的自发私有化 又被民主政府所制止,于是形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1第一届 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时期,波兰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与其说是加快了还 不如说是放慢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出现的政治家和公众认为自发 私有化或企业经理享有任免权在政治上(以及道德上)无法接受,必 须停下来[3] 捷克政府则不同于波兰的“工会政府”,基本上没有受半 民粹主义的工联倾向影响,以自由主义的社会公平观为基础的“机会 均等”原则不仅在政界得到较广泛的认同,而且捷克工会也认可这一 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社会保障运动。捷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捷克 的工业是全体公民通力合作建立起来的,现在有必要进行普遍的社会 补偿。因此以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的证券方式进行大众私有化便较为 顺利。加上捷克剧变前经济失衡远不像波兰那么严重,休克疗法所承 担的“稳定”功能容易完成,而社会对“休克”的承受能力尚有富余可以 用之于“改造”上,从而使捷克的休克疗法有别于大多数东欧国家。即 它不仅仅是以紧缩治理通胀的狭义治疗,而且也是以“浪潮式私有化” 为核心的广义的激进改革。这就使捷克得以免于多数前苏联、东欧国 家那种“从稳定到改造”的两阶段较长进程,而可以寓稳定于改造之 中,以一次性的“休克”来完成关键性的转轨。这些前提都为捷克用尽 可能低的社会代价向市场经济过渡提供了条件,因此,尽管捷克剧变 前远比波兰更加“一大二公”,但它的私有化却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 总之,由于捷克在旧体制下的遭遇,使得左、右派都思变,而且都主 张激进改革。由于民主传统与左派平等传统的影响,产权改革不能不 突出民主性和公正性,由于与匈、波相比的特殊国情,国有资产的主 要改革方式既不可能是卖给外国人也不可能是“企业内部民主私有 化:这样全国公民平分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选 择。当时的捷克总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身的v•克劳斯把这种私 有化方式的原则归结为r在起点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初的所有者,在 (竞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产生最终的所有者没有前者,私有化就 不公平,没有后者,私有化就无效率。在当时这不仅可以说是“自由 主义者”克劳斯的看法,也可以说是包括绝大多数左派人士在内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