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明清中国货币的结构性使用方案及其局限

转型期明清中国货币的结构性使用方案及其局限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世界历史走向真正的全球史, 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与此相应, 自15世纪开始, 西方在货币领域开启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建设, 向近代货币体制转换, 成为近代完备的金本位 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先导。在西方社会转型和货币转型的国际背景下, 被动纳入全球化体系的明清中国, 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如何因应抉择, 是关乎清朝乾隆年间定型的中西大分流中国处于落后一极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以西方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制度建立的思想和实践为参照, 从货币思想史的视角, 考察明清中国的认识和应对。明清中国在货币形态选择和组合上的理据, 也可为回应今天数字货币热潮下货币选择的 “时代之问” 提供思想资源。 明朝万历九年 (1581) 的一条鞭法改革后, 白银成为全国统一货币, 传统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形态铜钱、 纸币和白银悉数登场。三种主要的货币形态, 都影响着明清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 时常萦绕在明清思想家的脑际。他们关于货币问题的思考, 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第一,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 铜钱、 纸币和白银各自存在怎样的缺点? 从货币的职能视角来看, 货币形态为何需要更替拓展, 货币形态的单一使用何以不能持久维持?第二, 三种抑或两种货币的结构性组合使用是否可行? 要使多种货币形态结构性组合使用可行, 应当设计怎样的货币使用方案? 以西方同时期的本位制方案为参照, 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存在怎样的不足? 第三, 国家与市场主体如何影响货币方案的性质和走向? 为何具有行政强力和政治权威的国家难有作为, 发行的纸币难以避免贬值的命运最终沦为废纸, 而民间商号、 钱庄的“会票” 类型的民间纸币却可以畅行无阻? 在信用货币制度建设上, 中国与同时代的西方存在怎样的差异? 鉴于此前研究文献尚未直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探讨, 本文拟围绕这三条主线, 通过解剖明清思想家关于货币问题的经典文献, 从西方货币近代转型的比较视角出发, 对明清中国货币选择的思想实验及其得失进行尝试性探讨,就教于学界, 祈望不吝指教。 1 不同货币形态的缺陷及其前景 有人或称，传统中国的货币使用体现出“恋铜情结”。这大致是受了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211年到1911年铜钱持久使用的影响。但是，伴随时势变迁和新的时代需要，人们对货币形态的看法因时而变。历史记录表明，唐人“恋铜”，宋人“爱楮”，明人“嗜银”! 我们不禁要问，唐人何以“恋铜”？宋人何以“爱楮”？明人何以“嗜银”？实际上铜钱、纸币和白银三种货币形态，各美其美，瑕瑜互见。我们不妨来看明代及其以前的人们，对于三种货币形态的认识。 （一）铜钱使用的弊端及明代人士的对策 在传统中国，总体上看，铜钱是“一个一个”地使用。一个铜钱作为一个基准货币单位流通，在民众生活中，服务于日常交易购物的需要。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铜钱的计数形成了“千钱一贯”的规则。然而，这种计数层级上的改进，并没有解除铜钱流通中的困难，倘若支付1贯铜钱，就是1000个铜钱的堆积，重量也是1个铜钱的1000倍。这样，纸币诞生之前，在商品物资的组织和调配上，黄金和绢帛成为大额交易的手段，服务于大额交易和远距离交易。服务于大额和小额交易的货币结构，秦汉是黄金与铜钱的组合，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是绢帛和铜钱的组合。 从长期历史动态变迁来看，铜钱使用的弊端反映在单个铜钱的制度设定上，主要体现为“轻重之制”和“直当之法”。宋代的林駉称，自从公元前524年单旗提出“子母相权”原则以后，“后世于是有轻重之制，有直当之法。由周而唐，迭更迭变，而民病之”。 （二）官方纸币使用的弊端及其命运 纸币是在唐宋钱荒的推动下，凭借造纸术的改进因时而生的。纸币的主要优点有二。第一，便利大额交易。在宋代经济文献里，多将纸币当成“轻赍”的财货内容。第二，突破了实体货币客观存在的数量限制，解决了货币供给不足问题。 从价值维持机制以及购买力稳定的保证机制而言，纸币与铜钱不同。铜钱价值的稳定在于“平准”其与商品的关系，纸币价值的稳定在于“称提”其与铜钱之间的关系，让纸币成为流通中客观需要的铜钱适度数量的符号。南宋戴埴称，“予谓钱与楮尤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盖钱与楮皆本无用，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故言钱则曰‘平准’，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此绍兴以后议论也”。铜钱和纸币两种不同的货币形态，其价值稳定机制完全不同。 （三）白银使用引起的对立与影响 关于明清时代白银使用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白银的海外供给影响了中国明清的货币主导权。第二，要求基层百姓使用白银缴纳税收，白银的难得致使民众因货币原因导致贫困。第三，就国内白银的阶层占有来看，富商豪强仅仅凭借白银的占有便可威胁中央的权威。 铜钱、纸币和白银三种货币形态，瑕瑜互见、各美其美，如何建立合理的货币组合来满足明清中国的经济需要和体制转型呢？ 2 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与本位制度 面对官方完好铜钱供给的不足、大明宝钞无限制发行致价值急剧贬损的局面，实际上明朝的精英人士一直在构建一个他们自身认为合理的货币组合。 与“重钱轻银”的双币种组合论相比，银、钱、钞三种货币的结构性使用方案，更加具有启示意义。我们以明代中期邱濬的结构性货币方案和明代晚期钱秉镫的货币组合论为代表，来考察明代思想家关于货币结构性使用的思想。 （一）邱濬的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 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起开始活跃于政坛的政治精英邱濬，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孝宗弘治皇帝刚即位三个月，便在68岁高龄呈送了《大学衍义补》，其成为影响明清国家治理原则的官方教义，其中的《铜楮之币》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 他认为，“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时，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从这个治理理念出发，他提出了具体的货币方案：（1）白银与钱钞相权而行。（2）铜钱和纸币的数量与比例调控。（3）白银价值基准地位和使用边界。 总之，邱濬提出的货币方案，是一个以白银为价值计量基准，以宝钞纸币和铜钱“通行上下”充当流通货币和支付手段的结构性货币方案。他称，“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白银并非完全不能流通，只是10两价值以上的交易方可使用白银。关于这个方案，他称，“臣愚私见如此。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分析起来，他的“量度取中”也存有疑问。一是铜钱与宝钞相互收放替代的数量调整，将实体货币的铜钱和纯粹价值符号的纸币同等看待，既违背历史经验，也缺乏现实基础。因为铜钱与白银的币值要摆脱币材的影响违反经济规律。二是白银的官定使用范围仍然需要严厉的法律来维持，与西方本位制度下的自由铸造制度相区别，可行性存疑。 （二）钱秉镫“三者相权”的货币组合方案 与邱濬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在白银已经取得根本主导货币地位、明朝统治日显疲弱的情况下，生活在明朝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