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对国内体系建立的作用

社会结构对国内体系建立的作用 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日趋显著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我国实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社会阶层分化速度快、规模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为增强。 因为阶层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集中表现为经济利益差别的矛盾。而且在市场机制与各阶层机会起点 不均等的双重作用力下，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别将进一步拉大。围 绕着这个焦点，阶层利益矛盾的对抗性将显著增强，群体性公共事件 将显著增加。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促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改变了 旧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而集中代表利益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却 总是相对滞后。最终导致一方面政府监管缺位，阶层分化失控，社会 分配不公，社会秩序失范;另一方面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等方 面的不平等现象瓦解了现有的价值体系，导致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产 生相对剥夺感、受挫感及危机感等社会焦虑问题，甚至对现实社会产 生抵触情绪。 以“中产阶级”为例，学界常用其来刻画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结构。 但在实际采访过程中，月入过万的白领却认为自己是打工仔，不是中 产阶级;还有的则认为收入上算中产阶级，但生活方式却是劳动阶级。 整个社会存有收入差别悬殊、社会结构失衡、群体间对立(断裂)意识 且形成不和谐的状况，草根把中产作为仇富的对象，而中产则抱怨贫 富差别悬殊，富豪阶层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中产则成为被动高 消费群体，成为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他们普遍焦虑，存有巨 大的危机感。而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值从(绝对平均)0 到(绝对不平 均)1 持续地右滑。据专家称早已跃过国际公认警戒线0．4，已接近 0．5 的高危情形(2010 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 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 年就已 经达到 0．49)。 社会结构紧张与社会结构倒“丁”字型化 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结构紧张并不是一个抽象空泛的描述性概念，诸 多研究从社会分层等视角出发，努力赋予其一种实质性的理论与经验 涵义。风险社会的提出及世界公共危机的出现也提供了相关结构紧张 的不同解释策略。但相关结构紧张的奠基性讨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默 顿完成的。默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激发 或造成社会问题。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结构紧张 的社会后果，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 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 斯梅尔塞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六个因素共 同决定：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 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 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及社会控制水平的下降。 在我国当前社会情境中，结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 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 益群体之间因为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冲 突的状态。这种结构紧张既能够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地位、社 会组织、社会角色、教育与收入水平结构上实行观察，也能够从处于 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主观理解与感受上映衬出 来。随着资源从国家向社会的持续分解，以不同方式占据不同数量资 源的群体因为利益的分化而凝结为不同的阶层。陆学艺等学者以职业 分类为基础，以组织、经济及文化等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我国社 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与五种社会等级。对我国社会阶层结 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也常常采用“金字塔型”、“橄榄型或纺锤 型”等类比方法。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 研究方法，并结合我国 200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实行分析，结果 发现，我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它反映的是我 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人口众多的农民形成一个横杠，而城市就业者大 体上形成一个立柱。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下层群体过大并与其它群体 形成一种两级式(或直角式)连接方式，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 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过大，社会交换难 以实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从这种倒丁字型结构导致的结构 紧张上得到解释。虽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始终贯穿着稳定 与发展的交互主题，社会结构紧张大体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由外 生性体制形成的世界系统性风险与内生性体制矛盾造成的社会底层或 阶层的失落与紧张所激发的影响将要比常态社会结构要素紧张来得更 为剧烈些。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危险与群体性抗争行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社会结构因为历次战争、土改及各种政治运动 等造成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分层流动率较高。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原来的政治分层社会结构转变为经济分层社会结 构，且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高。应该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把双刃 剑。它既能够推动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形成 多元利益群体，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它也能够强化“利益”因素驱 动各式群体利用各种途径去追逐自身的物质利益，从而造成不同利益 主体和利益实现形式的差异乃至收入差别，由此产生社会结构的紧张。 孙立平教授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伊始，我国由社会结构的分化向结 构的定型化过渡开始了，其标志有三点：一是阶层间(居住区域、生活 方式及文化消费等)边界与阶层结构再生产机制的形成;二是“我们” 与“他们”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开始减少。这导致 了一种影响、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逐渐形成，社会阶层分化 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他认为知识界对某种改革措施与政策出台前后 的意识形态争论，如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等，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 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 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的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 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刘能教授曾总结我国 过去 30 年间，三次大的集体行动浪潮，分别与精英政治行动者(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生为代表)、首属弱势群体(以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下 岗工人和抗缴税费的乡村居民为代表)及利益攸关的地域共同体(以 2000 年以来的城市业主和城市化进程中遭遇强制拆迁和征地的城乡民 众为代表)的行动意愿和行动策略选择直接相关，并描述了当前我国群 体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世俗化、基层化与暴力化趋势。 与社会结构定型化相伴随的是“社会泄愤事件”冲突类型的产生，其 显著特征是绝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 是表达一种普遍蔓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绪即：一是官民之间因利益分配、 社会权力意识和生活方式差异所构筑起来的对抗性情绪;二是贫富之间 因相对剥夺、原罪推定和社会区隔等多重原因而建构起来的对抗性情 绪。面对此种社会状况，我国政府也在着力实行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动的，社会矛盾重重， 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社会体制有问题，而单靠 政府或个体突破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剖析各种社会结构 变化的情况下，找寻社会结构紧张发生和释放的具体机制，为社会解 压，以求得社会和谐。 我国社会体制建设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