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龚重谟• 摘 要:《紫箫记》的写作,徐朔方先生考证为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作于江西临川。笔者 根据《记钗记题词》“往余所游”的“游”字、汤诗《赴帅生梦作》、钱谦益《列朝诗 集小传•帅思南机》等诗文及被指为“讥托”的剧情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该剧应是万 历八年作在南京,时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三个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游”到南京后进 行“度新词与戏”。剧本未完而搁笔,是因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 所致,非友人散去造成。《紫箫记》虽“不成熟”,但不等于它没有价值。“一曲才就,辄为 玉云生夜舞朝歌而去”竞达到“观者万人”,“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的效果。说明剧本影 响观众,启发动观去作联想,激发了观众席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紫箫记》所表现的思想和 艺术上的倾向性,是他“临川四梦”的基础。“临川四梦”的基调与特色,能在《紫箫记》 中看到雏形。 关键词:《紫箫记》;时间;地点;价值 《紫箫记》是汤显祖“四梦”外的半本戏,是个“不成熟的作品”,有说“不成功之作”、 “失败之作”。也许此原因,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所看好,选它作课题研究者如凤毛麟角。 1982年,抚州周悦文先生曾就《紫箫记》的创作年代撰有一文。此后,汤显祖研究空前的 活跃,每逢“十”的汤公诞辰或逝世的日子,在汤公故里、遂昌和大连都举办过汤显祖的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也出版了好几本,但对《紫箫记》的研究鲜见有人问津。为了不让这“残 本”太寂寞,笔者不避管窥蠡测之羞,就该剧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作点新探,以就教于 方家与同道。 一.《紫箫记》的写作时间与地点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研究者们基本都附和徐朔方先生的考证,“约当万历五年 秋至七年秋两年内作于江西临川” [l]o唯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家黄芝冈先生认为:“汤 写《紫箫记》初稿,当即在他本年(万历八年)回到南京以后。如汤写这部剧作不在南京, 讹言四方’的事就无从发生。” [2]也许黄先生文中提出的理由在过于简单,未能进一步引 用史料展开来谈,信服力不强,故附和者寥寥。笔者当年为汤作传记时,也是采用徐先生的 说法。后仔细琢磨了汤的《紫钗记题词》后,对徐先生这一说法有了动摇,感到《紫箫记》 不是万历五年至七年作于临川,而应是万历八年作于南京。令我产生动摇不再附和徐先生的 考证是汤的《紫钗记题词》中的那个“游”字。“游”者,流动也;“游宦”指在外地做官; “游学”,谓远游异地从师求学;“游子”指离家远游的人。“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之曾粤祥 诸君,度新词与戏”,说的是谢廷谅、吴拾之、曾粤祥三位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流动”到他 现在的客居之地,和他一起作剧度曲。如同在家乡临川,同住一座县城,朋友之间的串门是 很正常方便的事,“游”从何来? 汤诗《赴帅生梦作》云:“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 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帅思南机》载:“惟审为郎,义入 南城,均晨夕过从,故有 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之诗。……惟审有临川四俊诗,为汤 孝廉显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汤诗则以惟审为首。” [4] “子为膳部郎, 予入南成均”,“惟审为郎,义入南城”说的是帅机任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时,汤显祖来到南 京。“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是万历四年(丙子)汤从宣城经过回临川,在南京和帅相 见了,到万历八年(庚辰)汤显祖因再拒张居正结纳下第,又回到南京国子监读书。“均晨 夕过从”、“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是指万历八年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帅机的住所离 得很近,常可碰面。“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是说汤这时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和时任祭 酒(相当于校长)戴洵关系密切,课后常和帅机在一起。惟审(机)有《临川四俊诗》实为 《四俊咏和汤生作》(帅机《秋阳馆集》卷九有《四俊咏和汤生作》),《临川四俊诗》(今佚) 是汤显祖的原唱。这是谢廷谅、曾粤祥、吴拾之来到南京后,汤显祖他乡遇故知诗兴勃发, 首起吟咏,帅机应声唱和之作。然而徐朔方先生为了要使他考证的《紫箫记》写作时间地点 能够成立,竞把《临川四俊诗》和帅机的唱列为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 的事。[5]然而幸存的帅机唱和四首,每首诗题分别标明了四友此时的功名身份:“汤孝廉显 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表明这时汤显祖是举人,谢廷谅与曾粤 祥已是秀才,吴拾之还没有功名。曾粤祥,字如海,万历二十年(1592)中的进士,万历二 十二年(1594)任福建南安知县,次年(1595)卒,时年36岁[6]。可知曾粤详应出生在嘉 靖三十八年(1559),小汤显祖9岁,这年他只有11岁,还没中秀才。因此,《临川四俊诗》 和帅机《四俊咏和汤生作》不可能是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的事, 只有发生在万历八年他们在南京合作写《紫箫记》的事才合乎情理。 再说,若作在临川,临川虽是“民秀而能文”,“乐读诗书而好文辞”的文风昌盛之地, 但毕竟是远离京城小县城,人文素质无法与文化精英聚会之地的留都南京相提并论。直到汤 显祖死后的第五年即天启兀年(1621),临川全县人口仅是73159 T 口 [7],县城人口估计也 就是一万多决超不了二万,能看懂骈四俪六,绮丽晦涩的《紫箫记》曲词能有几人?若剧中 “讥托”是“指当秉国首揆”(《万历野获编》),如黄芝冈先生说的那样是张居正幼年从李中 溪学禅的事,一座小县城又能几人了解当朝首辅张居正这段经历,将剧中人物对号入座?若 他们在临川“度新词与戏”,不仅“是非蜂起,讹言四方”不能发生,就是“观者万人”也 是很难达到的事。若作在临川,即使被人看出语有“讥托”,有“是非”议论,“诸君子”也 不会有“危心”。因为汤家虽不是官宦之家,但在临川是有声望名门望族,特别是自汤显祖 中举后,才名鹊起,受官府的尊崇。汤显祖出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临川知县为之进行 赞助。传说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因拒张居正的结纳落第而归,知府古之贤还亲自到码头 迎接,对汤的品格大加赞赏,并说汤此科虽落第,但比中头名状元还更光彩。再说《问棘邮 草》诗集中有《门有车马客》等诗,十分明显抨击了张居正在科场的以权谋私的行径。诗集 初刻本在临川刊刻,“行传达四方驰示”,并没有“是非蜂起”事情发生。如果该戏是作在临 川,和汤显祖共“度新词与戏”就不可能只有谢廷谅、曾粤祥和吴拾之三人,饶仑、周宗镐、 周宪臣、姜耀先等都是汤少年时代结社的好友。他们大都有弹琴拍曲爱好。饶仑与周宗镐和 汤显祖曾是读共案,睡同床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他俩即使不参与《紫箫记》创作,那“供 顿清饶”(美食佳肴)和“酬对悍捷”(应酬接待)之事不可能只见谢廷谅与曾粤祥两人,他 们不参与其中。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紫箫记》是一次性写成,最后刊行时作了些修改。《紫箫记》的搁 笔,主要是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所致,帅机看到汤在写作中的手 稿提出了“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批评,也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徐朔方先生所说的“由 于友人分散而中途搁笔” [H]o “友人分散”正是因剧本不写了,无“新词与戏”可度,扫 了他们赏玩之兴,又都在异乡客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