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新探 龚重谟 摘 要紫箫记的写作，徐朔方先生考证为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作于江西临川。笔者 根据记钗记题词“往余所游”的“游”字、汤诗赴帅生梦作、钱谦益列朝诗 集小传帅思南机等诗文及被指为“讥托”的剧情内容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该剧应是万 历八年作在南京，时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三个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游”到南京后进 行“度新词与戏”。剧本未完而搁笔，是因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 所致，非友人散去造成。紫箫记虽“不成熟”，但不等于它没有价值。“一曲才就，辄为 玉云生夜舞朝歌而去”竞达到“观者万人”，“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的效果。说明剧本影 响观众，启发动观去作联想，激发了观众席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紫箫记所表现的思想和 艺术上的倾向性，是他“临川四梦”的基础。“临川四梦”的基调与特色，能在紫箫记 中看到雏形。 关键词紫箫记；时间；地点；价值 紫箫记是汤显祖“四梦”外的半本戏，是个“不成熟的作品”，有说“不成功之作”、 “失败之作”。也许此原因，长期以来不被研究者所看好，选它作课题研究者如凤毛麟角。 1982年，抚州周悦文先生曾就紫箫记的创作年代撰有一文。此后，汤显祖研究空前的 活跃，每逢“十”的汤公诞辰或逝世的日子，在汤公故里、遂昌和大连都举办过汤显祖的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也出版了好几本，但对紫箫记的研究鲜见有人问津。为了不让这“残 本”太寂寞，笔者不避管窥蠡测之羞，就该剧的写作时间、地点与价值作点新探，以就教于 方家与同道。 一.紫箫记的写作时间与地点 紫箫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研究者们基本都附和徐朔方先生的考证，“约当万历五年 秋至七年秋两年内作于江西临川” [l]o唯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家黄芝冈先生认为汤 写紫箫记初稿，当即在他本年（万历八年）回到南京以后。如汤写这部剧作不在南京， 讹言四方’的事就无从发生。” [2]也许黄先生文中提出的理由在过于简单，未能进一步引 用史料展开来谈，信服力不强，故附和者寥寥。笔者当年为汤作传记时，也是采用徐先生的 说法。后仔细琢磨了汤的紫钗记题词后，对徐先生这一说法有了动摇，感到紫箫记 不是万历五年至七年作于临川，而应是万历八年作于南京。令我产生动摇不再附和徐先生的 考证是汤的紫钗记题词中的那个“游”字。“游”者，流动也；“游宦”指在外地做官; “游学”，谓远游异地从师求学；“游子”指离家远游的人。“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之曾粤祥 诸君，度新词与戏”，说的是谢廷谅、吴拾之、曾粤祥三位故乡友人是从临川“流动”到他 现在的客居之地，和他一起作剧度曲。如同在家乡临川，同住一座县城，朋友之间的串门是 很正常方便的事，“游”从何来 汤诗赴帅生梦作云“子为膳部郎，予入南成均。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 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帅思南机载“惟审为郎，义入 南城，均晨夕过从，故有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之诗。惟审有临川四俊诗，为汤 孝廉显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汤诗则以惟审为首。” [4] “子为膳部郎， 予入南成均”，“惟审为郎，义入南城”说的是帅机任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时，汤显祖来到南 京。“今上岁丙子，再见集庚辰”是万历四年（丙子）汤从宣城经过回临川，在南京和帅相 见了，到万历八年（庚辰）汤显祖因再拒张居正结纳下第，又回到南京国子监读书。“均晨 夕过从”、“昔是新相知，今为旧比邻”是指万历八年汤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帅机的住所离 得很近，常可碰面。“著冠须访戴，脱冠须访帅”是说汤这时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和时任祭 酒（相当于校长）戴洵关系密切，课后常和帅机在一起。惟审（机）有临川四俊诗实为 四俊咏和汤生作（帅机秋阳馆集卷九有四俊咏和汤生作），临川四俊诗（今佚） 是汤显祖的原唱。这是谢廷谅、曾粤祥、吴拾之来到南京后，汤显祖他乡遇故知诗兴勃发， 首起吟咏，帅机应声唱和之作。然而徐朔方先生为了要使他考证的紫箫记写作时间地点 能够成立，竞把临川四俊诗和帅机的唱列为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 的事。[5]然而幸存的帅机唱和四首，每首诗题分别标明了四友此时的功名身份“汤孝廉显 祖”，“谢秀才友可”，“曾秀才粤祥”，“吴公子拾之”表明这时汤显祖是举人，谢廷谅与曾粤 祥已是秀才，吴拾之还没有功名。曾粤祥，字如海，万历二十年（1592）中的进士，万历二 十二年（1594）任福建南安知县，次年（1595）卒，时年36岁[6]。可知曾粤详应出生在嘉 靖三十八年（1559）,小汤显祖9岁，这年他只有11岁，还没中秀才。因此，临川四俊诗 和帅机四俊咏和汤生作不可能是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即汤显祖中举那年所发生的事, 只有发生在万历八年他们在南京合作写紫箫记的事才合乎情理。 再说，若作在临川，临川虽是“民秀而能文”，“乐读诗书而好文辞”的文风昌盛之地， 但毕竟是远离京城小县城，人文素质无法与文化精英聚会之地的留都南京相提并论。直到汤 显祖死后的第五年即天启兀年（1621）,临川全县人口仅是73159 T 口 [7],县城人口估计也 就是一万多决超不了二万，能看懂骈四俪六，绮丽晦涩的紫箫记曲词能有几人若剧中 “讥托”是“指当秉国首揆”（万历野获编），如黄芝冈先生说的那样是张居正幼年从李中 溪学禅的事，一座小县城又能几人了解当朝首辅张居正这段经历，将剧中人物对号入座若 他们在临川“度新词与戏”，不仅“是非蜂起，讹言四方”不能发生，就是“观者万人”也 是很难达到的事。若作在临川，即使被人看出语有“讥托”，有“是非”议论，“诸君子”也 不会有“危心”。因为汤家虽不是官宦之家，但在临川是有声望名门望族，特别是自汤显祖 中举后，才名鹊起，受官府的尊崇。汤显祖出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临川知县为之进行 赞助。传说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因拒张居正的结纳落第而归，知府古之贤还亲自到码头 迎接，对汤的品格大加赞赏，并说汤此科虽落第，但比中头名状元还更光彩。再说问棘邮 草诗集中有门有车马客等诗，十分明显抨击了张居正在科场的以权谋私的行径。诗集 初刻本在临川刊刻，“行传达四方驰示”，并没有“是非蜂起”事情发生。如果该戏是作在临 川，和汤显祖共“度新词与戏”就不可能只有谢廷谅、曾粤祥和吴拾之三人，饶仑、周宗镐、 周宪臣、姜耀先等都是汤少年时代结社的好友。他们大都有弹琴拍曲爱好。饶仑与周宗镐和 汤显祖曾是读共案，睡同床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他俩即使不参与紫箫记创作，那“供 顿清饶”（美食佳肴）和“酬对悍捷”（应酬接待）之事不可能只见谢廷谅与曾粤祥两人，他 们不参与其中。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紫箫记是一次性写成，最后刊行时作了些修改。紫箫记的搁 笔，主要是演出后“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所致，帅机看到汤在写作中的手 稿提出了“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批评，也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徐朔方先生所说的“由 于友人分散而中途搁笔” [H]o “友人分散”正是因剧本不写了，无“新词与戏”可度，扫 了他们赏玩之兴，又都在异乡客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