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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德与才谈德与才----资治通鉴笔记资治通鉴笔记 臣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 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笔记： 司马光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 国之乱臣， 家之败子， 都是由于 “才” 胜出 “德” 的缘故。才的价值是中立的，无所谓善恶，可以用它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所以， 要树立“德”的绝对引领和优先地位，用“德”来驾御“才”，这样才是正道。 但这里的问题是：德和才能否分开？一个人能否在有“德”的同时还有“才”？所 谓德才兼备是不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牵涉到我们对“德”和“才”的理解。什么是“才”呢？“才” 就是“智”，而中国的“智”总表现在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表现为对 科学的探究。在西方社会中，“德”和“才”用力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德” 和“才”的关系问题。“德”体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品质和修养，而“智” 体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 表现为一种科学精神。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 个道德败坏的人，相反，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在智力方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这些社 会都能容忍，因为西方有维护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制度。 西方的宗教精神不相信人是善的， 因 为他们偷食了禁果，心中已经有了恶的种子。 正因为人任何时候都有作恶的动机和冲动， 所 以西方有着严格的法律，以法律调节人际关系，以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人的行为。 所以，西方不弘扬道德，也不鞭笞非道德，只是强调法律的尊严。 只要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活动，就无可厚非。你道德品质再差也没有关系，只要别违反法律，也没有人会“千夫所 指”的谴责你， 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 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都值得 尊重。 也正因为此，西方人在“人事”方面没有太多的智慧，可以说很单纯，因为法律和 制度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 只要按规矩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人际关系方面浪 费过多精神，他们的智力一般都投向了科学和技术领域， 而不是人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 尽 管西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管理智慧之类的东西， 但这些大多都是让人拥有什么品质， 比如勤奋、 意志力、执行力等等，而不是让人去掌握人际关系的微妙。 因为法律和制度在根本处已经限 制了人的“投机取巧”。 而中国则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德”和“才”表现在同一个地方，即人际关系中。 所谓的“德”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才”也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德” 是什么？ 道德和功利目的是互相排斥的， 它总是表现为对必然性的超越。 或者说，它总是在做在理性 看来毫无道理的事情。也正因为此， 人才获得了尊严，才比动物崇高。 人在作出道德选择的 时候，排斥了“成本”和“收益”的算计，而是“当机立断”。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 入于井，皆有休惕测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 其声而然也。” 看见一个孩子掉到井里，我立刻下去把他救上来，并不是因为我和这个孩 子的父母是好朋友， 也不是因为贪图救上这个孩子来会得到好名声， 置之不理会得到坏名声。 当我作出这种道德选择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的算计和衡量： 对我有利就去做，没有 利就不去做。邱少云在大火焚烧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了纹丝不动， 不是因为他不怕疼，而是因 为他为了一个信念而超越了求生的动物本能。 康德说，道德彰显的是人真正的自由， 因为只 有超越了人的本能，属于人的自由才会彰显。 如果说“德”是对功利目的的排斥，那么“才”呢？“才”恰恰是对功利目的的迎 合。所谓的“才智”不过是在“得”和“失”、“进”和“退”、“进攻”和“防守”之间 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罢了。 没有这种算计和衡量， 我们不能说它有 “智” 。 诸葛亮有 “才” ， 是因为他总能在与敌人的斡旋中善于衡量和取舍， 表现出其足智多谋的一面。 张飞没有 “才” ， 是因为他比较冲动，做事情不计后果。 所以不赞成司马光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德”和“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 中国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取向， “德”和“才”同时向一个地方用力，所以它们往往纠缠在一 起，真假难辨。我们有时候根本分不清一种行为到底是“德”还是“才”。有时候，“德” 也是一种“才”，因为所谓的“德”不过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罢了。有时候，“才”也是 一种“德”，因为正是因为有“才”，才能打起“德”的幌子。赵襄子为了能上位，用尽心 机，我们可以说他有“才”，但不能说他有“德”。他表现出来的“德”，我们实在不知道 是真“德”还是假“德”，也许，他内心中根本就不是信奉道德的人，而是装着讲道德，博 得民心而已。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才”，而不是“德”。 而那些真正有“德”的人呢？因为他们不精于算计，不计较得失，总是表现得那么 没有“才”。当智瑶灭门、智氏大势已去，智果、希疵这些重要谋臣都选择了逃避，只有豫 让在这个时候还要螳臂当车， 自不量力的为主子报仇。 他明知道这样做很可能会死去， 但还 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要飞蛾投火去送死。豫让根本不能算有“才”，因为他既不具有 明哲保身的小聪明，更没有“隐忍谋国”的大智慧。即使去报酬，豫让的策略也是那么迂腐 可笑，“漆身为赖，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还没有报仇，先自残，让全身长 满癞疮，让自己变成哑巴，连他老婆都不认识他了。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明智的人 绝对不会选择这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即使能达到，代价也太大，何况豫让还有更为便捷 的方式报仇，正如他的朋友所说的： “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 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以你的才能，可以假装投降赵襄子，得到 他的宠信，接近他，然后再轻而易举的报仇， 何苦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但豫让却固执地认 为“既已委身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 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试想，一个有智慧，有才华的人，怎么会如此地固 执和迂腐？所以， 豫让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中国历史上， 那些在内心中把道德看作生命的人， 都在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以至于在行为中总表现得那么迂腐不化，好像在自寻死路， 伯夷、叔齐、荆坷、方孝儒。。。不胜枚举。他们的命运是注定的，他们是悲壮的英雄，走 的是一条悲剧之路， 唯有用鲜血和生命， 才能将自己所坚守的道德和品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 来，他们没有去算计，尽管可能有算计的本事，他们没有去施展所谓的“才华”，尽管他们 可能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而反之，那些能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有“才”之士又怎么 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呢？相反， 那些道德高尚的人， 又怎么会是一个攻于算计和权衡的谋 略高手呢？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德”和“才”的关系不过是文化中“仁”和“智”之 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罢了。仁与智的纠缠， 注定了德与才的纠缠。一方面，中国人所引以 自豪的道德境界， 被一些悲壮的仁人志士所演绎， 他们的道德楷模的地位恰恰是以牺牲和死 亡表现出来。而在政治上，权谋的“智”又往往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出现的。 与主任讨论德与才，主任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