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与理论阐释 经济增长方式,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 的方式。从要素配置状况出发,经济增长能够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方式,二是以提升效率为基础、强调增长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中,两种增长途径往往是以不同的组合 方式并存,而主导地位会有所不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 , 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 段性演变反映出来,并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波特,2002)。经济增长的历 史过程,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 动力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即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后则为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 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特征是资本密集型产 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经 济发展的驱动力来自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特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是该 阶段的主导产业;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 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自然产业、 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① 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演变,也大体 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70 年以前的经济“起飞”前 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驱动因素以 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农业是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从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后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 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 主导产业。第三个阶段是 1870—1970 年的百年发展时期,这个阶段西 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依 靠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业一体化的 制造业及农业。第四个阶段是 1970 年以后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用 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个 时期的主导产业,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信息通讯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阶 段性规律,直接反映在不同经济时期的增长理论上。在经济增长的第一 个阶段,因为人口增长与粮食等产品增长的不同步,人口增长的扩张性 与土地等生产水平的有限性之间存有着不平衡,因而产生了理论上所谓 的“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Trap)。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基本生产要 素驱动的困境,斯密与李嘉图等曾持悲观的态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理 论上的“马尔萨斯陷阱”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在早期增长阶段,经济 的快速增长得益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 (Harrod,1939;Domar,1946)作为分析这个时期增长特征的工具,受到西 方经济学家的认可。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技术进步导致的效率提升,新 古典外生增长模型(Slow,1956)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好的注 解。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和修正,其共 同特点是强调内生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 AK(accumulationofknowledge)模型中,知识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 要变量(Arrow,1962;Romer,1986;Lucas,1994);在基于 RLucas,1998);ED(evolvementofdivisionoflabor)模型则 主要是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演进出发,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YangandBorland,1991)。新增长理论说明,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 能够带来科技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科技进步必须遵循 内在的实现机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事实上已得到大量历 史经验数据的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15%多,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 025%,生 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则为 13%。所以能够认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已走过了 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的经济增长期,因为“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 小部分”,而“绝绝大多数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库兹涅 茨,1985)。萨缪尔森(1992)在分析研究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时发现,美国 在上世纪初至 80 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 22%,其中资本深化所占份额仅 有 05%,而资本效率提升的贡献份额却占到 17%。 在肯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不能忽视技术进步的社会制度 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方式是否科学和合理,需要通过社会生产过 程中投入和产出关系的检验。社会产出的增加与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的 投入密切相关,而生产要素的投入是多元的 ,且受社会经济制度的约束。 从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也不是单一 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社会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 用的研究,也是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制度经济学着重 研究一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对技术的决定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旧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起点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的应用 必须有赖于组织,组织是用几个人或很多人的比较专业化的努力或知识 来代替单独个人的这种努力或知识的一项措施(加尔布雷思,1980)。新 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交换和分配领域,以 要素间交换存有交易费用为依据,提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 其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DavisandNorth,1970)。诺斯等人进 一步指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其 动力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其实质是通过制度的调整和变革,创新者把握 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预期的收益增长,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均衡 与制度创新交替出现的过程,制度创新过程能够对一些国家(如美国)的 经济增长作出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探讨当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和 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和制度特点。 从现实国情看,中国当前仍处于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阶段,资本密集型 产业是主导产业,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经济 效率仍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前正处于重要的 经济转型期,适合于要素数量投入型增长的传统经济体制和制度安排还 在顽强发生作用,客观上增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所以,中国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定位,理论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但 要着眼于技术因素决定的效率,也要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二是拓展对 增长方式内涵的研究,既要分析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也要研究生产 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三是要具体联系中国所处的经济增 长阶段,把握好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和环境;四是要改变个别因素的一 元决定论,代之以多元化的系统性研究。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 放型增长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的前期阶段,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为特征 的粗放型增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短期内提升了人民生 活水平,这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