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瑜整改措施.docx
刘春瑜整改措施 通过师德师风的学习,使我从中加深了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理解。教师既是知识种子的传播者,又是文明之树的培育者,既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又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开拓者,是年轻一代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和光辉典范。因而,教师的言行是构成对学生影响的最现实的因素之一,它不仅影响着学生学习状况及其效果,而且影响着学生人格等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心理健康的发展水平。我决定从以下几方面改进我的教育教学行为。 一、心灵关怀的前提:了解学生的心灵 教师对于学生思想和情感的影响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生心灵的成长和发育。然而,许多教师至今却还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以致于对学生心灵的关怀一直以来漠然而无知,由此所引起的心灵伤害也就断然不可避免了。在学生遭受的伤害中,体罚是表面的,而心罚所受到的伤害则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 事实上,许多教师行为偏差,也正是由于不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而造成的。以人为本,以人的身心素质为本,这不仅是教育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对此,任何人都是不能忽略或轻视的,否则,就无真正的教育效果可言。因此,从心灵关注的角度来看,儿童的心灵具有可塑性,同时也是一颗脆弱的心灵,一颗向上的心灵,一颗善于学习的心灵。所以教育的效果,并不在于教育内容本身的正确与否,而主要在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是否贴近和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实际。同时,符合儿童身心实际的教育,又首先是建立在对儿童年龄特征的尊重与了解基础之上的,要关注学生心灵的成长,要使教师真正具有一种富有实效的教育行为,教师就必须认真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与年龄特征,并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 二、心灵关怀的策略:掌握教育的方式与艺术 心灵关怀在了解了学生心灵发育的特点之后,还应注意掌握一些具体的教育方式与艺术,这是教育怎样更好地防止教育伤害,避免无意伤害,根除有意伤害的又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学生心灵成长的道路上,需要教师的辅助,教师对学生的帮助要得体,爱学生,还要会爱学生。爱,不仅仅只是一种付出和给予,它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灵巧的艺术,爱是奉献,爱也是理解;爱可以通过满意而传达,爱同样也可以通过不满意而流露;做为教师,就要体察学生心灵的变化,学会附耳细说,学会正面暗示。教师的评价性语言,其意义对于学生而言,不是终生的,也是短期内难以忘怀的,无意伤害是无心的结果,但无心之过变有过,归根到底,还是与教师的素质有关。 师德师风所包含的内容,自古就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但“育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要求老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其中在业务素质,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要求老师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技术。 第二篇:刘瑜论著权能型人物不是强调人物的绝对性的影响力,而是只是强调在当时清廷客观形势下的一种临时性的举措,需要一个人物左右局势,主持期间,正常情况下个别人物的逝去对政局应该不产生多大影响,因为有其他政治制度在起作用 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 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 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 刘瑜给张宏杰的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写的书评,载于《南方周末》---成圣又如何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杖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十六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曾国藩能一辈子做到这个份上,起码可以追认共产党员381次。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 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outsidethebox.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课”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个老头儿,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志”也可以丧“智”。他们用“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