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与人性

1 《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与人性 刘再复《书屋》2010年第 6 期 如果说《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 《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 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 人心中。 《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 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 已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 《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 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 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 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 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 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 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 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 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这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其英雄 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于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带无人可比的面具。面具决定 一切。 1917年李宗吾先生的奇书《厚黑学》 出版， 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 “厚 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 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 。当今有些政治人与经济人，虽不 知李宗吾先生的感愤之言，却记得“厚黑”二字的深意，并变形为“厚黑学” ，说要 在政坛上与商场上成功，就要具备厚脸皮与黑心肠两样东西。这些被欲望所主宰的厚 黑学者，倘若读鲁迅的《狂人日记》 ，说不定也会把鲁迅揭露中国旧文化“吃人”理 解为要得到荣华富贵就该去“吃人” 。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 二雄的本质，倒是说到要害上了，这部经典所集诡术、权术、心术，真是又黑又厚。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 “少不读‘水浒’ ，老不看‘三 国’ 。 ”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 。这是一种教人 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 ，但也有《道德经》 ，前者引导人们走向 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 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 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 ”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 陆祁孙在《合肥学舍札记》中警告：对于《三国演义》 ， “子弟慎不可阅” ，用的 是决断的语言，毫不含糊。而史学家章学诚则认为《三国演义》只可作故事看，而儒 者弗道。这也是笔者的意思，从文学批评角度上说，应肯定《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 但对其精神内涵，则得警惕，勿被浸染。与章学诚同时，清代顾家相在他的《王余读 书廛随笔》中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 败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 实非浅鲜。 ” 一、权术与制度之别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但政治手段有些是 必要的、负责的政策与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 术。宋代叶适所作的《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 “三代圣王，有至诚 而无权术。 ”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 2 诚，只有机变手段。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 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孙子兵法》 、 《韩非子》 、 《鬼谷子》 、 《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的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 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 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 倘若如叶适所言， “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 ，那么， 《三国演义》中的权人、 权术家们则相反，可谓“三国诸王有权术而无至诚” ，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 阴谋诡计。被《三国演义》 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 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 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刘备的胜利，乃是 伪装的胜利。 权术归根结蒂是种手段和技巧。 “术”本来是与“道”相对立的概念。世无道， 术便勃兴。中国文化以诚为本，诚能通神，诚即道，因此，世无诚时术也勃兴。三国 时代是个战乱时代，中国文化中的“道”到了此时已全面崩溃，权术家们口中念念有 辞的道，只不过是“术”的面具。曹操对皇帝早已失去忠诚，但还需要皇帝做招牌， “挟天子以令诸侯” ，此时维护天子，不是道，而是术。 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暂且悬 搁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表达，那么，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 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中国的权术那么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 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 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 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 而言，法术只是件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 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 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 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 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 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 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呢？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 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 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 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 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 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钱穆先生说，有些朝代有制度，如西汉、唐代；有些朝代则空有制度之名，实际 上只有法术，如东汉、清代。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刘秀就开始露出术的端倪，到了汉末， 则完全是权术的天下。当时政治大舞台，成了一个傀儡皇帝（汉献帝）当看守的权术 比武大擂台。各种制度只是一张废纸，连圣旨也是废纸（只有密旨密诏在求诸于人） ， 那么，要存活就只能靠玩手段与玩技巧了，谁玩得好，谁就是胜利者。钱穆先生在论 述制度与法术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