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

《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 日本园林艺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汉风东渐”：一次从飞鸟时代一直延续到奈良时代 （公元 538～794 年）吸收中国隋唐建筑形式，一次是镰仓时代（公元 1185～1333 年） 引入宋代的园林艺术。这两者之间的平安时代，为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其本 土文化“和风”最终形成的时代。《作庭记》成书于平安时代，是作者橘俊纲在多年见 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一部造园书，在日本有“国宝”[1] 之称，可以被视为日本本土造园技术的大成。《园冶》，明末学人计成所著，是中国造 园史上最为成功的理论专著。 与 《作庭记》 在年代上相差约 600 年。 虽然时隔迢遥， 《园 冶》和《作庭记》作为中日古代最为杰出的造园著作，影响都泽披后世，形成独特的造 园思想和审美情趣。本文拟从比较两部著作相似处入手，分析日本枯山水的独特所在， 以期一窥中日园林艺术的异同。 一、《园冶》与《作庭记》的山水之趣 世界造园体系可大分为西亚、欧洲及东亚三大体系。东亚造园体系是以中国文 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 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 1．“宛自天开”与“师法自然” 中国园林与山水画同源同理。魏晋时期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发展，促进同时代园 林意趣的形成。书画家王维就经营过“辋水沦涟，与月上下”的辋川别业。唐宋以降， 很多园林往往由画家设计， 宋徽宗赵佶书画传世， 亲自主持皇家名园艮岳园的修筑。 《园 冶》作者计成在《自序》开篇就称“最喜关仝、荆浩笔意”，而文人山水画的特点也贯 穿于《园冶》的山水篇。 计成既是园林艺术理论家，又有躬身亲为的能力。他少年即以绘画知名，《自 序》 中尚有一段， 可看出他对园林设计的书画性要求。 他的朋友吴玄想按照司马光的 “独 乐园”建造自家园林，并就此请教计成。计成在相地之后认为“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 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落成后被主人誉为“独收江 南之胜”。《相地》篇中，关于园林景色的文学描写尤其多，如“杂树参天，楼阁碍云 霞而出没；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参差。”（山林地）写的是植物、建筑、水的有机 组合； “搜根惧水， 理顽石而堪支； 引蔓通津， 缘飞梁而可度” （郊野地） 说的是山 （石） 、 水，与建筑（桥）的设计方案；“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江湖 地）说的是借景山水。可游可居既是古代山水画的立意，也是宅居造园的主旨。 《作庭记》在这方面与《园冶》有异曲同工之妙。《园冶》的传世之言为“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作庭记》开篇的《立石要旨》就明宗立意：“师法自然山水， 随宜因之而立石”。《园冶》的《兴造论》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并强调“非主 人也，能主之人也。”即造园工程三分依靠工匠，七分依靠设计规划。《作庭记》中也 有相应主张，《立石要旨》第二条为“以昔名家佳作为范，虑家主之意趣于心，并融以 我之风情，立石[2]作庭。”我之风情，即设计师的品味意趣。 中日两国的园林著作都提纲挈领地提出造园和自然的模仿关系， 并非一种巧合。 也不是成书在后的《园冶》对《作庭记》的借鉴，而是两国文化同根同源的表征。王铎 认为，“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哲学文化奠基。“在老子‘道’本源的影响 下，中国古代苑园，沿着自然山水的文化脉络、艺术肌理、发育、迭积至艺术高峰。” [3]道家学说虽然也以阴阳五行的方式传入日本，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学说却是源自印 度、经过中国本土改造的佛教流派禅宗。禅宗的自然观在庭院艺术上的反映，可从日本 古代著名造园师，也为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的《梦中问答》中看出：“相信山河大地， 草木瓦石，都有各自的本分者，一旦爱上山水，就宛如世间人情，就有人很快将这种人 情作为道心，潜心钻研涉及泉、石、草、木之四种灵气的神态。倘若钻研得好，就自然 会形成道人之山水。”[4]梦窗此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造庭观，包括平安时代萌 芽的“枯山水”，都是对这种野景意趣的追求。但由于道、禅哲学观和审美观的差异， 日本庭院偏于枯寂、幽远，而中国园林更能“收四时之烂漫”。 2．叠山理水和立石遣水 中日园林基本由山、水、植物、建筑四大要素构成，植物的独立性相对较小， 往往依附于山水，成为山水不可或缺的因素。山水在中日园林中所占比重极大，如以小 规模园林――庭院来说，作为界限的建筑甚至可以忽略。因此园林设计，很大程度上是 山水设计，中国古典造园术语为“叠山理水”，日本为“立石遣水”。 《园冶》对“叠山”的重视远远超越“理水”。第十章《掇山》与十一章《选石》 细致入微地分述了山、石的各种情况。山有园山、厅山、楼山、阁山等十六种，石也有 太湖石、菎山石、黄石等十六种。“理水”则没有独立成章，而是散见于各篇之中，稍 微集中论述的只有《掇山》中的“涧”，“曲水”和“瀑布”，总共不过三百字，还是 作为假山的附属成分。 而《作庭记》对山水都极重视，据张十庆统计，此书上下两卷共 12 篇，793 行， 而其中论述山水的都占到了 726 行，占全书篇幅的 91％[5]。与《园冶》相比，有以下 几个特点： 造园颇多禁忌。《作庭记》有整整一章的内容关于立石禁忌，主要有方位禁忌 和位置禁忌。依据的学说也很复杂。如“忌将原本之立石倒卧，或将原本知卧石竖立。 如若犯之，其石必成灵石作祟。”这是“万物有灵”的迷信思想。“三尊佛石不可正对 寝殿而立，须稍侧向其他方向。犯之不吉。”三尊是不动明王的姿态，这是佛教思想。 “庭石之大且白者，不可立于东方。”这是阴阳五行学说。《园冶》无一处有禁忌，只 有审美关照下的建议。同样说立石，没有犯忌则会惹祸上身的问题， “主石虽忌于居中， 宜中者也可。”并不排除个别适宜情况。中国造园也有风水禁忌说，诸如南北轴线上的 对称，堆山立石的青龙白虎说，但远没有日本造园的讲究和细则。至于《园冶》中丝毫 没有反映出这些禁忌，与其写作宗旨有关。《园冶》旨在告诉人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 幽美清雅的生活环境。 明清之际， 营造园林的风气很盛， 但鲜有杰出作品。 郑元勋为 《园 冶》题词中说：“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而徒假其曲水；绝少鹿柴文杏之胜，而冒托于 辋川。”计成也对拘泥定式痛恶深绝，认为假山动辄排成“炉烛花瓶”，“刀山剑树”， 山非得五峰以喻五老峰，池定要凿成四方，是毫无趣味的做法。无独有偶，与《园冶》 同时代的《长物志》中提到建筑宜忌时，也是从审美角度出发，避开流俗。如“室忌五 柱，忌有两厢，前后堂相承，忌工体字”，或从实用角度出发，便利生活，“庭较屋东 偏稍广，则西日不逼。”[6]而《作庭记》是一部作庭秘传书，少了《园冶》式的浮夸句 式，多了更多技术性的旨要，不仅为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作出典范，还根据本土民风禁 忌，详细地规定了参照。比较起来，《园冶》是文人情怀，《作庭记》更具世俗风尚。 遣水模拟海景。《园冶》中关于理水涉及甚少，有则也是潭、池、瀑布、涧等小规 模的、与“山”紧密联系的“水”。而《作庭记》中水的形态主要在《立石诸样》篇中 得到陈述，虽名为立石，实则以石衬水。它将立石的形样分为五种，为大海样、大河样、 山河样、沼池样、苇手样。每种都详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