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

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 日本园林艺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汉风东渐”一次从飞鸟时代一直延续到奈良时代 （公元 538～794 年）吸收中国隋唐建筑形式，一次是镰仓时代（公元 1185～1333 年） 引入宋代的园林艺术。这两者之间的平安时代，为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其本 土文化“和风”最终形成的时代。作庭记成书于平安时代，是作者橘俊纲在多年见 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一部造园书，在日本有“国宝”[1] 之称，可以被视为日本本土造园技术的大成。园冶，明末学人计成所著，是中国造 园史上最为成功的理论专著。 与 作庭记 在年代上相差约 600 年。 虽然时隔迢遥， 园 冶和作庭记作为中日古代最为杰出的造园著作，影响都泽披后世，形成独特的造 园思想和审美情趣。本文拟从比较两部著作相似处入手，分析日本枯山水的独特所在， 以期一窥中日园林艺术的异同。 一、园冶与作庭记的山水之趣 世界造园体系可大分为西亚、欧洲及东亚三大体系。东亚造园体系是以中国文 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 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 1．“宛自天开”与“师法自然” 中国园林与山水画同源同理。魏晋时期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发展，促进同时代园 林意趣的形成。书画家王维就经营过“辋水沦涟，与月上下”的辋川别业。唐宋以降， 很多园林往往由画家设计， 宋徽宗赵佶书画传世， 亲自主持皇家名园艮岳园的修筑。 园 冶作者计成在自序开篇就称“最喜关仝、荆浩笔意”，而文人山水画的特点也贯 穿于园冶的山水篇。 计成既是园林艺术理论家，又有躬身亲为的能力。他少年即以绘画知名，自 序 中尚有一段， 可看出他对园林设计的书画性要求。 他的朋友吴玄想按照司马光的 “独 乐园”建造自家园林，并就此请教计成。计成在相地之后认为“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 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落成后被主人誉为“独收江 南之胜”。相地篇中，关于园林景色的文学描写尤其多，如“杂树参天，楼阁碍云 霞而出没；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参差。”（山林地）写的是植物、建筑、水的有机 组合； “搜根惧水， 理顽石而堪支； 引蔓通津， 缘飞梁而可度” （郊野地） 说的是山 （石） 、 水，与建筑（桥）的设计方案；“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江湖 地）说的是借景山水。可游可居既是古代山水画的立意，也是宅居造园的主旨。 作庭记在这方面与园冶有异曲同工之妙。园冶的传世之言为“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作庭记开篇的立石要旨就明宗立意“师法自然山水， 随宜因之而立石”。园冶的兴造论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并强调“非主 人也，能主之人也。”即造园工程三分依靠工匠，七分依靠设计规划。作庭记中也 有相应主张，立石要旨第二条为“以昔名家佳作为范，虑家主之意趣于心，并融以 我之风情，立石[2]作庭。”我之风情，即设计师的品味意趣。 中日两国的园林著作都提纲挈领地提出造园和自然的模仿关系， 并非一种巧合。 也不是成书在后的园冶对作庭记的借鉴，而是两国文化同根同源的表征。王铎 认为，“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哲学文化奠基。“在老子‘道’本源的影响 下，中国古代苑园，沿着自然山水的文化脉络、艺术肌理、发育、迭积至艺术高峰。” [3]道家学说虽然也以阴阳五行的方式传入日本，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学说却是源自印 度、经过中国本土改造的佛教流派禅宗。禅宗的自然观在庭院艺术上的反映，可从日本 古代著名造园师，也为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的梦中问答中看出“相信山河大地， 草木瓦石，都有各自的本分者，一旦爱上山水，就宛如世间人情，就有人很快将这种人 情作为道心，潜心钻研涉及泉、石、草、木之四种灵气的神态。倘若钻研得好，就自然 会形成道人之山水。”[4]梦窗此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造庭观，包括平安时代萌 芽的“枯山水”，都是对这种野景意趣的追求。但由于道、禅哲学观和审美观的差异， 日本庭院偏于枯寂、幽远，而中国园林更能“收四时之烂漫”。 2．叠山理水和立石遣水 中日园林基本由山、水、植物、建筑四大要素构成，植物的独立性相对较小， 往往依附于山水，成为山水不可或缺的因素。山水在中日园林中所占比重极大，如以小 规模园林庭院来说，作为界限的建筑甚至可以忽略。因此园林设计，很大程度上是 山水设计，中国古典造园术语为“叠山理水”，日本为“立石遣水”。 园冶对“叠山”的重视远远超越“理水”。第十章掇山与十一章选石 细致入微地分述了山、石的各种情况。山有园山、厅山、楼山、阁山等十六种，石也有 太湖石、菎山石、黄石等十六种。“理水”则没有独立成章，而是散见于各篇之中，稍 微集中论述的只有掇山中的“涧”，“曲水”和“瀑布”，总共不过三百字，还是 作为假山的附属成分。 而作庭记对山水都极重视，据张十庆统计，此书上下两卷共 12 篇，793 行， 而其中论述山水的都占到了 726 行，占全书篇幅的 91％[5]。与园冶相比，有以下 几个特点 造园颇多禁忌。作庭记有整整一章的内容关于立石禁忌，主要有方位禁忌 和位置禁忌。依据的学说也很复杂。如“忌将原本之立石倒卧，或将原本知卧石竖立。 如若犯之，其石必成灵石作祟。”这是“万物有灵”的迷信思想。“三尊佛石不可正对 寝殿而立，须稍侧向其他方向。犯之不吉。”三尊是不动明王的姿态，这是佛教思想。 “庭石之大且白者，不可立于东方。”这是阴阳五行学说。园冶无一处有禁忌，只 有审美关照下的建议。同样说立石，没有犯忌则会惹祸上身的问题， “主石虽忌于居中， 宜中者也可。”并不排除个别适宜情况。中国造园也有风水禁忌说，诸如南北轴线上的 对称，堆山立石的青龙白虎说，但远没有日本造园的讲究和细则。至于园冶中丝毫 没有反映出这些禁忌，与其写作宗旨有关。园冶旨在告诉人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 幽美清雅的生活环境。 明清之际， 营造园林的风气很盛， 但鲜有杰出作品。 郑元勋为 园 冶题词中说“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而徒假其曲水；绝少鹿柴文杏之胜，而冒托于 辋川。”计成也对拘泥定式痛恶深绝，认为假山动辄排成“炉烛花瓶”，“刀山剑树”， 山非得五峰以喻五老峰，池定要凿成四方，是毫无趣味的做法。无独有偶，与园冶 同时代的长物志中提到建筑宜忌时，也是从审美角度出发，避开流俗。如“室忌五 柱，忌有两厢，前后堂相承，忌工体字”，或从实用角度出发，便利生活，“庭较屋东 偏稍广，则西日不逼。”[6]而作庭记是一部作庭秘传书，少了园冶式的浮夸句 式，多了更多技术性的旨要，不仅为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作出典范，还根据本土民风禁 忌，详细地规定了参照。比较起来，园冶是文人情怀，作庭记更具世俗风尚。 遣水模拟海景。园冶中关于理水涉及甚少，有则也是潭、池、瀑布、涧等小规 模的、与“山”紧密联系的“水”。而作庭记中水的形态主要在立石诸样篇中 得到陈述，虽名为立石，实则以石衬水。它将立石的形样分为五种，为大海样、大河样、 山河样、沼池样、苇手样。每种都详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