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甲午战争百年研究简述与思考
“历史三调”:甲午战争百年研究简述与思考 马勇 《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03日 09版) 甲午战争前后 之晚清政局 中日战争 ・■・• 甲牛战争史 甲寸属碎申闿涅桀 岁逢甲午,狼烟犹在,国成可在? 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代表性图书 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过两个甲子。理论上说,人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渐渐淡忘, 研究者也会渐渐将这段历史作为纯粹的学术题目进行研究,不再掺杂那么多的感情因素。然 而,由于中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这场战争似乎并未远去。回望过去一百二十年来的甲午 战争研究,前一百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最好的总结应该是甲午战争史研究泰斗戚其章先 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这是《历史研究》杂志社2000年组织的《二十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题之一。此外,许华先生对甲午战争史的学术史也有系统梳理,其 主要成果见于陈高华、张彤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卷”(广东教育出 版社2006年出版)。本文的描述,在范围、细节上不可能超过戚先生、许先生,因而本文 不拟像他们两位那样进行学术史的细致描述,而是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学术成果 的总体把握,归纳出一点想法,以供方家指教。我的大致看法,可以借用美国中国历史学教 授柯文先生对义和团战争“历史三调”的归纳,以政治、历史及启示三个层面或视角,概述 过去一百多年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作为政治的甲午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打成那个样子,一败涂地,丧权辱国,主要的不是中国军事上 不如人,而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谓的政治纷争。政治分歧、派系斗争,是中国失败 的根源,也是一百多年甲午战争研究始终无法走出的历史怪圈。 就理论而言,那时的中国,是一元帝制时代,皇帝拥有至上权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虽说略有夸张,但君权至上、君权神圣,君宪改革后的日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而中国自 身也往往以效率、统一自诩。正像驻日公使汪凤藻当年所观察的那样,日本政府受制于宪政 后的议会、舆论、民意,甚至还受到军方、君主的牵制。然而,如果仔细研究甲午战争,人 们不禁要问:分权的日本从表面上看没有中国式的动员能力、速度,但为什么中国却以失败 而告终,而且失败得那样惨不忍睹,令人窝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一个表面上统一、和谐的中国,受制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在几乎 所有可关联的地方,只有冲突,没有和谐,更不要说一致:两宫之间,在战与和上不一致; 在最重要的大臣之间,李鸿章与翁同稣,李鸿章与张之洞,都分属于各自的阵营,没有可以 共同遵守的底线,没有为之一致奋斗的理由,有的则是借机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在朝野, 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原本对清廷、李鸿章寄予极大希望的孙中山,在关键时刻, 转身反水,趁势抄了清廷的后路,这不仅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埋下了伏笔,也是一百多年来 甲午战争研究许多分歧无法消弭的根本原因。 站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看,这场战争一无是处,清廷腐败,李鸿章腐败,北洋 海军腐败,中国还处在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中,因而孙中山对这场战争不是旁观,而且准备 趁着日本军队的进攻,顺势发动反对满洲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逐靴虏,恢复中华。按 照孙中山、革命党人给出的叙事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百多年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 不是将这场战争视为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看作 清日战争”,看作“新异族”日 本驱逐“旧异族”满洲人的斗争。从这个视角去研究甲午,可以看到清廷、清政府、清军几 乎所有举措全错,毫无可取之处。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要推翻的清廷,在最后时刻确实没有经得 起考验,满洲统治集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彻底的失语者。历史是后来者写的,也是胜 利者写的。更须注意的一点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不是传统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 代,而是赋予“革命”的意义,因而孙中山所反对的清廷,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随着国 民党执政而“去妖魔化”,相反,由于此后历史的复杂性,国共两党在孙中山之后争正统, 不仅国民党的近代历史叙事将1894年甲午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将中国在甲午战争的 失败,视为清廷腐败的证据;即便将国民党从大陆驱逐出去的中共,其近代中国历史叙事, 也没有另起炉灶,重新建构,而是以孙中山为先驱,继续视清廷反动腐朽,视中国在甲午战 争中的失败为历史必然,为中国革命的开始。 与孙中山的情形相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后来与清廷闹得极端不愉快,因而康 梁留给后世的甲午叙事虽然精彩、精致,但仔细思索,康梁对甲午的认知,与历史本身可能 还有很大距离,具有不易克服的偏见。 翁同稣对康有为有知遇之恩,因而在康有为的叙事中,翁同稣战前主战,战后主张赔款 不割地,这些原本不过众多主张中的一种主张,在很多时候却被渲染为道德上的正当性,甚 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假如清廷当时听取了翁同稣的意见,而不是听从李鸿章的意见,中国 战则胜,败也不会那样惨。 其实,康有为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对甲午战争进行慎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康有为基于 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建构的历史叙事,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其弟子梁启超对甲午战争的讨论,对 李鸿章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感到他们师徒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康有为极端同情翁同稣,而 梁启超则对李鸿章的谋略予以大致认同,对于李中堂的憋屈给予无限同情。 政治立场深刻左右了甲午战后的研究,横看成岭侧成峰,成为甲午叙事中一道歧见杂陈 的风景。脱政治化,应该成为甲午研究者的自觉,没有与政治的自觉疏离,没有脱离政治的 独立思考,甲午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就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作为历史的甲午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将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去研究。但即 便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大人物,他们也没有办法左右历史叙事,他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最大限 度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科学的、历史的甲午战争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发生。 1901年,李鸿章去世。稍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了《李文忠公全书》,比较全面地 反映了李鸿章一生的事功、思想。这部书是研究李鸿章和晚清四十年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自然也是研读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是甲午战争研究基础建设的起步。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主帅,在战前几十年具体负责处理中朝、中日以及中国与世界各 大国的关系,是曾国藩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汉大臣,读懂了李鸿章,才能读懂晚清几十 年的历史。李鸿章参与处理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熟悉中日、中朝关系的历史,因而他在 甲午战争中的主张、作为,非常值得分析。有学者强调甲午战争为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显然 太过,但无视李鸿章的思路,不能进入李鸿章的内心世界,也很难弄清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 吴汝纶的这套书奠定了甲午战争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吴汝纶在编辑过程中,具有为李鸿章 辩诬止谤的主观诉求,因而有意无意删除了一些不利于李鸿章的言辞,这是这部大书的不足。 假如留意李鸿章研究的变迁,不仅可以明白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势,而且对于 重新理解甲午战争,从历史事实本身弄清这场战争的缘起、转折,以及中国失败的症结之所 在,都极有好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李鸿章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是卖国贼,是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