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甲午战争百年研究简述与思考

“历史三调”甲午战争百年研究简述与思考 马勇 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03日 09版） 甲午战争前后 之晚清政局 中日战争 ・■・ 甲牛战争史 甲寸属碎申闿涅桀 岁逢甲午，狼烟犹在，国成可在 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代表性图书 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过两个甲子。理论上说，人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渐渐淡忘， 研究者也会渐渐将这段历史作为纯粹的学术题目进行研究，不再掺杂那么多的感情因素。然 而，由于中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这场战争似乎并未远去。回望过去一百二十年来的甲午 战争研究，前一百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最好的总结应该是甲午战争史研究泰斗戚其章先 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这是历史研究杂志社2000年组织的二十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题之一。此外，许华先生对甲午战争史的学术史也有系统梳理，其 主要成果见于陈高华、张彤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卷”（广东教育出 版社2006年出版）。本文的描述，在范围、细节上不可能超过戚先生、许先生，因而本文 不拟像他们两位那样进行学术史的细致描述，而是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学术成果 的总体把握，归纳出一点想法，以供方家指教。我的大致看法，可以借用美国中国历史学教 授柯文先生对义和团战争“历史三调”的归纳，以政治、历史及启示三个层面或视角，概述 过去一百多年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作为政治的甲午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打成那个样子，一败涂地，丧权辱国，主要的不是中国军事上 不如人，而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谓的政治纷争。政治分歧、派系斗争，是中国失败 的根源，也是一百多年甲午战争研究始终无法走出的历史怪圈。 就理论而言，那时的中国，是一元帝制时代，皇帝拥有至上权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虽说略有夸张，但君权至上、君权神圣，君宪改革后的日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而中国自 身也往往以效率、统一自诩。正像驻日公使汪凤藻当年所观察的那样，日本政府受制于宪政 后的议会、舆论、民意，甚至还受到军方、君主的牵制。然而，如果仔细研究甲午战争，人 们不禁要问分权的日本从表面上看没有中国式的动员能力、速度，但为什么中国却以失败 而告终，而且失败得那样惨不忍睹，令人窝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一个表面上统一、和谐的中国，受制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在几乎 所有可关联的地方，只有冲突，没有和谐，更不要说一致两宫之间，在战与和上不一致； 在最重要的大臣之间，李鸿章与翁同稣，李鸿章与张之洞，都分属于各自的阵营，没有可以 共同遵守的底线，没有为之一致奋斗的理由，有的则是借机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在朝野， 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原本对清廷、李鸿章寄予极大希望的孙中山，在关键时刻， 转身反水，趁势抄了清廷的后路，这不仅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埋下了伏笔，也是一百多年来 甲午战争研究许多分歧无法消弭的根本原因。 站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看，这场战争一无是处，清廷腐败，李鸿章腐败，北洋 海军腐败，中国还处在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中，因而孙中山对这场战争不是旁观，而且准备 趁着日本军队的进攻，顺势发动反对满洲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逐靴虏，恢复中华。按 照孙中山、革命党人给出的叙事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百多年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 不是将这场战争视为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看作清日战争”，看作“新异族”日 本驱逐“旧异族”满洲人的斗争。从这个视角去研究甲午，可以看到清廷、清政府、清军几 乎所有举措全错，毫无可取之处。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要推翻的清廷，在最后时刻确实没有经得 起考验，满洲统治集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彻底的失语者。历史是后来者写的，也是胜 利者写的。更须注意的一点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不是传统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 代，而是赋予“革命”的意义，因而孙中山所反对的清廷，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随着国 民党执政而“去妖魔化”，相反，由于此后历史的复杂性，国共两党在孙中山之后争正统， 不仅国民党的近代历史叙事将1894年甲午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将中国在甲午战争的 失败，视为清廷腐败的证据；即便将国民党从大陆驱逐出去的中共，其近代中国历史叙事， 也没有另起炉灶，重新建构，而是以孙中山为先驱，继续视清廷反动腐朽，视中国在甲午战 争中的失败为历史必然，为中国革命的开始。 与孙中山的情形相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后来与清廷闹得极端不愉快，因而康 梁留给后世的甲午叙事虽然精彩、精致，但仔细思索，康梁对甲午的认知，与历史本身可能 还有很大距离，具有不易克服的偏见。 翁同稣对康有为有知遇之恩，因而在康有为的叙事中，翁同稣战前主战，战后主张赔款 不割地，这些原本不过众多主张中的一种主张，在很多时候却被渲染为道德上的正当性，甚 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假如清廷当时听取了翁同稣的意见，而不是听从李鸿章的意见，中国 战则胜，败也不会那样惨。 其实，康有为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对甲午战争进行慎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康有为基于 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建构的历史叙事，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其弟子梁启超对甲午战争的讨论，对 李鸿章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感到他们师徒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康有为极端同情翁同稣，而 梁启超则对李鸿章的谋略予以大致认同，对于李中堂的憋屈给予无限同情。 政治立场深刻左右了甲午战后的研究，横看成岭侧成峰，成为甲午叙事中一道歧见杂陈 的风景。脱政治化，应该成为甲午研究者的自觉，没有与政治的自觉疏离，没有脱离政治的 独立思考，甲午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就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作为历史的甲午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将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去研究。但即 便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大人物，他们也没有办法左右历史叙事，他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最大限 度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科学的、历史的甲午战争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发生。 1901年，李鸿章去世。稍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了李文忠公全书，比较全面地 反映了李鸿章一生的事功、思想。这部书是研究李鸿章和晚清四十年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自然也是研读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是甲午战争研究基础建设的起步。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主帅，在战前几十年具体负责处理中朝、中日以及中国与世界各 大国的关系，是曾国藩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汉大臣，读懂了李鸿章，才能读懂晚清几十 年的历史。李鸿章参与处理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熟悉中日、中朝关系的历史，因而他在 甲午战争中的主张、作为，非常值得分析。有学者强调甲午战争为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显然 太过，但无视李鸿章的思路，不能进入李鸿章的内心世界，也很难弄清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 吴汝纶的这套书奠定了甲午战争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吴汝纶在编辑过程中，具有为李鸿章 辩诬止谤的主观诉求，因而有意无意删除了一些不利于李鸿章的言辞，这是这部大书的不足。 假如留意李鸿章研究的变迁，不仅可以明白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势，而且对于 重新理解甲午战争，从历史事实本身弄清这场战争的缘起、转折，以及中国失败的症结之所 在，都极有好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李鸿章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是卖国贼，是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