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中国 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关系，在 历史 上一向是很重要的 问题 ， 而梁启超则是运用近代观念和 方法 ，比较系统地 研究 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不仅撰 写有 理论 著作，运用近代学术观点论述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在其通史和专 史著作中，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相当的重视。他作为本世纪前期具有突出的进步民族观点 的思想家，对其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民族观加以探讨，敬 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1922 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著名学术论文《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注：梁启超： 《中国历史 上民族之研究》 ，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 年版；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 史地部以《中华民族之研究》为题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民国 11 年第 1—7 期上，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在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的 《史地丛刊》 民国 12 年第 2 卷第 2、 3 期合刊上， 其 内容 都与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基本相同。 ） ，通过对民族之意义及中华民族之由来、分类、分布、演化融合的历史轨迹等项 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阐发了他的近代民族观。因而这篇文章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成为运用 近代观点论述民族问题的奠基之作。 首先，关于民族的定义。我国古代 文献 对“民”和“族”这两个概念，虽都有所阐述，但 没有将二字联起来使用。梁启超不仅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注： 1899 年梁启 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绍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现“东方民族” 、 “支那民族” 、 “民族之 变迁” 、 “民族之立国大原”等新名词。详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 90、94、100 页。 ） ，而且是近代中国赋予“民族”一词比较 科学 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提出：民族既与 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国民是 法律 学研究的对象，而民族 虽以血缘、语言、信仰为成立之有力条件，但断不能以此三者作为民族之分野。 “民族成立之 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注：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 《饮 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 1 页。 ）何为民族意识？我们今天看来， 民族意识即是共同心理 状态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这个意义说， 梁启超关于民族的界说与斯大林关于 “民 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 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注：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 《斯大林全 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94 页。 ）这一经典定义很相近， 明显地体现了梁 启超论述问题的科学性。进一步说，斯大林强调，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启超却强调民 族意识是惟一要素。事实上，语言、信仰、地域、经济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 可以改变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是一个民族得以确立和长久保持其民族 特性的关键，缺此要素便不成其为民族。因此，梁启超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正 是抓住了“民族”一词的实质性内涵。此外，他如此强调民族意识对一个民族形成之重要， 也由于当时他借鉴了东西方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深切地体会到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自尊自立 自强和具有凝聚力的起点和原动力。 这一论述蕴含着作者 教育 国人树立 “我， 中国人”（注：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2 页。 ）的民族信念和 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总之，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检验已经反复证明，梁启超将 “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作为区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是特具卓识的。 其次， 梁启超 分析 了中华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来， 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问题。 他针对旧史认为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传统观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 帝，就不应出现《史记》所纪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误，更不应出现《诗经》关 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见，一元说的理论不可信。他进而分析：从我 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 发展 ，各戴各的尊长，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 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诸”，亦是多元结合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是在黄河流域 大片土地上长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 ， 遂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 他强调： 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 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注：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十二， 第 4 页。 ）梁启超这一观点的重大科学价值已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 所证实，且对打破大汉族主义的优越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在理论上对历代统治阶级 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否定。 梁启超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汇入中华民族 “新分子” 的大量事实， 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二词之内涵，随时变迁，“甲 时代 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 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 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 ” （注：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 《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十二，第8 页。 ）这段论述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今天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 多，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在历史上不断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 接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代公羊学派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 “诸夏”与“夷狄” ，并认为 二者是可变的民族观，从而打破了封建传统的“严夷夏之大防”的陈腐观念，认识到了民族 间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这种动态的进化的民族观，既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国情， 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表达了梁启超豁达的心态、开 阔的视野与深远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的动态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民族偏见，将各民族完全置 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为这篇论文加了一个副标题： “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 （注：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 页。 ） 。 即将 少数民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提出“中国的历史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注：白寿彝主编： 《中国通史》第 1 卷，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这一杰出论断， 可以视为正是梁启超上述民族观的合理 继承、发展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上，俯瞰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并充 分地运用了汉学考据法和西方实证论，第一次比较清晰地论述和概括了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 演化及其融合的主要历程，并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分析考辨中， 总结 出带有 规律 性的历 史现象。他将“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归纳概括为八点：1、 诸异族以国际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