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集团

论湘军集团论湘军集团 2014-02-12 15:23:28《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王继平 湘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 史学界对它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 团，学者们对它的注意，还是远远不够的。晚清社会，如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 末年一样，崛起种种军事的、政治的、中央的、地方的势力集团，影响着晚清政 局。然而与既往的朝代所不同的是，晚清地方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并没有导致 地方割据、王朝大权旁落的局面。这一种现象，既有清王朝本身的原因，更重要 的是与湘军集团相联系。因此，从政治的角度，将湘军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进行 研究，不仅对研究湘军本身，且对研究晚清政局亦大有裨益。 一一 湘军之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集团， 而是一种政治集团， 乃在于构成湘军的成分， 不是历史上习见的那种以割据地方、挟持皇权为目的的军人组成，而是由一批饱 受封建文化熏陶、有着经国治邦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儒生群体组成，并 且构成湘军的基本官佐，从而使湘军没有衍化为专横跋扈的武人集团，而是融入 了封建政治结构的主体之中，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 湘军建军的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也就用受过封建文化教育的知识分 子来统率乡野朴实血性的农民。在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中，出身士人、有各种功 名的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根据罗尔纲先生对 182 名有出身可考的湘 军官佐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等士人的占58%[①]。所 以曾国藩曾不无自恃地称其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 之儒将，如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王鑫、江忠源、江忠义、彭玉麟等等。正 是这样一批士人群体，决定了湘军的发展方向。 与清末废科举之后大批士人因寻 找出路而投入新军不同，这一批湖南士子之投入湘军，有着不同的特点或原因。 第一，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经世致用。经世致用乃嘉道之际学术之一 大变向，它的兴起与滥觞，实为湖南士子为之嚆矢。鸦片战争以前，汤鹏、陶澍、 贺长龄、 贺熙龄以及魏源等人就以倡导经世致用为职志， 编纂了 《皇朝经世文编》 ， 反对汉宋之学的繁琐空疏，提出治学当为经世，以拯救日见危机的清王朝。湘军 人物，生当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大变局时代，又受湖南先贤学者的濡染，治学均 具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曾国藩虽为理学大师，但其学术却颇具经世色彩，对于 汉宋之学，“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②]。他还将经 世之学看作是与义理、考据同样重要的学问，提出要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 钱法、兵制、兵法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进行认真的讲求。左宗棠年青时对科场 兴趣不太大，但对经世之学研求颇深，于“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 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③]。湘军的其他将领，也大都以经世之学为治学方向。 刘蓉认为汉宋之学“泯泯芬芬，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提出治学应以“匡世济 民“为目的[④]。罗泽南入湘军前虽为乡野塾师，却颇有名气，也极有经世的抱 负，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 以济天下“[⑤]， 且著 《皇舆要览》 ， 表达其经世的抱负。 罗泽南的弟子如曾国荃、 曾国华、李续宜、李续宾、王鑫、王开仍、蒋益澧、刘腾鸿等人，也都受其师的 影响，具有经世的思想。其他如郭嵩焘、江忠源等也是如此。在传统社会中，学 者的治学风格和内容，往往也是他们的政治价值选择。湘军人物的这种较为一致 的学术倾向，也使他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倾向。正因为如此，当曾国藩起而 创湘军之时，这一以经世之学为特征的湖南士人群体，便追随曾国藩，成为湘军 集团的骨干，奠定了湘军作为政治势力集团的基础。 第二，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倾向，这就是革除弊政，重振纲纪，镇压 农民起义，恢复往昔的社会秩序。这一批经世派知识分子，生当清王朝和封建社 会末期的双重危机之中，政治的腐败、吏治的紊乱、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农民起义 的狼烟四起，都使他们对政治现实颇有怨言。同时，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 他们在这一末期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也使他们深感需要重振纲纪。当然，作 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所要求的改革，也仅仅是“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 “[⑥]、裁兵、节饷、减少苛捐杂税等枝节。在这批人的大多数投入湘军、走上 仕途之前， 曾国藩的政治主张可以说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做京官时的曾国藩， 曾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 、 《议汰兵疏》 、 《备陈民间疾苦疏》以及《敬陈圣德三 端预防流弊》等著名的奏折。在这些奏折中，曾国藩以 “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 的胆量，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时官场“琐屑“、“颟顸“、“文饰“、“骄矜“的弊病， 提出了改革的主张。这些奏章，颇得湖南士人的好感。实际上，作为具有共同学 术倾向，且对社会危象有相同感受的士子，是十分认同这些主张，且有希望澄清 天下，实现经纬天下的志向的。正如刘蓉在致江忠源的信中所表达的那样：“君 子所自勉者，方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 k3h401.jpg 壬相侪伍， 既不忍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忍隐 以共济“[⑦]。因此，这种相同的政治主张和“澄清天下“的愿望在际遇太平天国 兴起的时机， 便使得他们投身于湘军这一学术与政治倾向相同的群体，来实现他 们的经世抱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湖南士人相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又是湘军成 为政治势力集团的潜在因素。 第三， 他们对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虽有微词， 但在政治上始终是对清王朝忠诚 的，即使在拥有权势、占有东南半壁河山的成功之时也是如此。湘军人物包括曾 国藩、左宗棠在内，对清政府的政治是多有不满的。曾国藩就曾直言民间的三大 疾苦，所谓“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 难申“[⑧]，且官场也存在“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的弊端，并预言：“ 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⑨]，所言不为不尖锐。左宗棠甚至走得更 远。他认为农民起义乃在于官吏的逼迫：“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 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⑩]曾、左的这种言论，并不表明他们同 情农民起义， 恰恰相反， 他们只是希望清政府革除一些弊政， 以消弥农民的反抗。 而对于蜂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他们是坚决主张镇压的，也正是这种原因，当太平 天国农民起义兴起以后，他们便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湘军的旗帜下，成为镇压农民 起义的凶悍之旅。湖南士人的这种双重的心理性格，乃在于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 一种传统士人，即是儒家思想濡染出来的士大夫分子。一方面，恪守儒家的忠君 的政治伦理，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价值标准来辅佐君主建立和维 护理想的等级社会； 另一方面， 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又是儒家所迫求的上下有序、 尊卑有等，人人恪守本分的社会，因而对导致这种秩序失范的现象，包括官吏的 诛求、朝廷的失教都是认为可以抨击的。正是这样一种儒家人格，使他们可以不 满皇帝、 朝廷的失当， 却不容忍推翻或不忠于王朝的举动。 对于来自农民的挑战， 他们主张坚决镇压；而对于自身的非份之想，也是决不可以容许存在的。因此， 当曾国藩终于率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拥有可以与清政府抗衡的势力的时 候，面对政敌的猜忌、民间的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