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 毛佩琦 怎样认识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中国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一直是史学怎样认识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中国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一直是史学 界乃至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热中于抨击明朝的腐败，同时也热中于称界乃至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热中于抨击明朝的腐败，同时也热中于称 颂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谈论这两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落颂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谈论这两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落 后的病根。而将明代中后期与清朝前期联系起来观察，人们则不难从众所周知后的病根。而将明代中后期与清朝前期联系起来观察，人们则不难从众所周知 的事实中看出问题的症结。解体中的明朝给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强的事实中看出问题的症结。解体中的明朝给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强 化的清朝统治却阻断了前进的步伐。化的清朝统治却阻断了前进的步伐。 《明史.神宗本纪.赞》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明朝到万历后 期，各种衰败的征兆已经尽行显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党争的激烈，都 使政权处于失控状态。从根本上看，这时期传统经济已发展到顶峰。新的经济因 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会纽带。 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和社会生活 的放纵颓废，都加速了明政权的崩溃。 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经济上，发达 的农业手工业处于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 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 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中国是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据统计， 15 世纪 80 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约 100 万度卡（ducat）约合32000 公斤白 银运到远东，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国。日本1599 年—1637 年间共输出白 银 5800 万两，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2]。联系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明朝自正 统年间承认白银流通的合法，到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 衡量尺度。国内市场的发展，造成白银短缺，供不应求，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 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也开始了在军事上 的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扩张。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嘉靖元年（1522 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 灭儿（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 通商大门。嘉靖二年（1523 年），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在新会县西草 湾截击葡军，生擒 42 人，斩首 35 级，俘被掠男妇 10 人，获其舟 2 只。余贼米 儿丁等“复率三舟接战”， 明军火焚先所获舟， 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3]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率领 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万历三十二年（1549 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天启二年（1622 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 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天启四年（1624 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 1661 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 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人是无可争议的海上的霸主， “具有高效率、稳定的 指挥系统， 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 。 [4]尽管明朝作为一个政权， 本身已经开始衰败了， 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 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 [1] 《明史》卷二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二册第295 页。 [2] 全汉升《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年出版。 [3] 《明世宗实录卷》24，第 8 叶。 [4] 【意】白蒂（ Patrizia Carioti） 《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 ， 〈导论： 远东重商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月出版，第 2 页。 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 在考察了 1500 年以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现代早期历 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 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体系之中， 而不是相反。 他认为， 中国是亚洲的中心， 在 1500—1800 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 长期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舆论，对于明政权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深恶 痛绝,批评有加。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 所有造成明政权和社会解体的因素，都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积 极的因素，由此显示了社会进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 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 ——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 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 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 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作为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 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主体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 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由于明朝政权的腐败，统 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现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 熹宗这样的皇帝。这对传统政治是一种瓦解。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 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万历年间， 皇帝长期不理政务，朝臣的大批奏章被弃之不顾。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卷帙浩繁 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其中针对时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胆放言，真不像是 在政治高压、统治严密环境下的产物。皇帝的不闻不问，鼓励了言官们的声势。 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 在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更加高涨。各种各样的集会结社普遍出现，强烈要求 参与政治、 干预社会生活。 继东林党之后， 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 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 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1]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 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 推动明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力量是国门打开后大量异质新知的涌入， 在传统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打入了楔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开始了 西学东渐的过程。 在传入中国的西学中， 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 窦（MatteoRicci 等人带来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在 中国以外远西诸国的情况，知道了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亘古以来的中国中心观 念受到猛烈冲击。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职方外纪》，介绍了 欧洲文明，使中国人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促进了中国有识 之士放开眼界追求新知的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先进知识阶层，敞开 心胸，广泛吸纳外来文化，在传统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