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劝学篇

张之洞《劝学篇》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 年号抱冰老人，清朝直隶(河北)南皮人。张之洞出身于中国 清朝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辈以上三世为州县官。他在 27 岁时中进士，以殿试一甲第三名的资历授职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1867)年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不久离京到湖北任 学政。同治十二年(1873)典试四川，就任学政。光绪七年 (1882)初出任山西巡抚。三年后升为两广总督。光绪十五年 (1889)调任湖广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离任，在此 十七年间曾在 1895 至 1896 年临时代理两江总督， 并在 1902 至 1903 年入京参加清末“新政”从事厘定新学制。1907 年 调任朝中任军机大臣，主管学部，总揽全国教育大权。1909 年病卒，谥文襄。张之洞的仕宦生涯长达 40 余年，而且大 部分时间为地方官，是清朝末期最有影响的封疆大吏，尤在 湖广任内，大办洋务，兴实业，办工厂，主张工业救国，成 为清末杰出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同时，他在任地方官和主管 学部期间，大力创办新学堂，改革旧书院，倡导留学教育， 而且亲自参与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制定工作，从而使得 他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实际影响的教育改革家。然而，真正使 得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还不仅仅是因为这 些，而是他在长期的政治和教育实践基础上，迎合了时代发 展的潮流和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在中西文化大冲突 第 1 页 和大融合的特殊历史的环境与氛围中，全面地总结了洋务派 和清王朝统治集团开明人士的政教思想，以新儒家的文化价 值观和文化调和论为思想基础，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系统的教育主张，这一教育主张深远地影响了中国近 现代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革方向及文化发展趋向，亦成为 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家。 张之洞一生著述颇丰，后人编有《张文襄公全集》共 229 卷， 包括他一生撰述的各种奏议、公牍、文集等，其中比较著名 的有《轩语》 、 《书目答问》 、 《抱冰堂弟子记》和最有影响的 代表作《劝学篇》 。 《劝学篇》 ，张之洞著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并于同年发 表。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1901 年初，清 政府实行“新政”，把“中体西用”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 想， 要求学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 史鉴以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903 年，张之洞主持厘订癸 卯学制，明确提出以“中体西用”为“立学宗旨”，强调 “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技能为致 用治生之具”。 1906 年， 学部正式宣布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 规定： “中国政教之所固有， 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 ”“中 国民质之所最缺”的是“西学”，“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 者”。 同年， 发布上渝， 强调“学堂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 《劝学篇》 不仅受清廷的重视， 而且也受外国传教士的赏识， 第 2 页 美国传教士渥内基(Samuel Wood Bridge)竟将《劝学篇》译 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 。在华的耶稣会教士， 还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 一代名著。 《劝学篇》全书共 24 篇，分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包 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 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 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 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 开风气”。张之洞在本书的《序》中申明：“窃惟古来世运 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以为“务 本”“务通”，使表政里学均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既可 兴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国、保教、保种。”这里的所谓 “本”，亦即所谓“中体”，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 名教，所谓“通”，亦即所谓“用”，是指有关富国强兵的 工商学校报馆练兵矿物铁路诸事。在《序》中，张之洞对这 本 4 万字的《劝学篇》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如《同心》篇， 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耳目康，血气 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明纲”者，“三 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 教也。”《宗经》 ，“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 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 《正权》 ，“辨上下，定民志，斥 第 3 页 民权之乱政也”。 《循序》 ，“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 学，乃不忘其祖也。”《游学》 ，“明时势，长志气，扩见 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设学》 ，“广立学 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 《学制》 ，“西国之强， 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 宜择善而从也。”《广译》 ，“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 益无方也”。总之，24 篇之义括之为“五知”，即知耻、知 惧、知变、知要、知本。所谓知耻知惧，是要以明晓中国所 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为忧惧，发愤自励，卧薪尝胆，以防止 中国亡国灭种丧教。所谓知变，即要知道“不变其习，不能 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所谓知要，即“中学考古非 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所谓 知本，就是“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 圣。”以为“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 有耻，则明且强”。在《序》中，张之洞阐明了撰述《劝学 篇》的写作目的和各篇大意，并说明了他的良苦用心在于矫 正新旧两派的极端做法，企图以折衷调和的态度与精神，寻 找新旧两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中体西用”。指出在有 史以来的急剧“世变”之际，“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 图校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 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 则无以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 第 4 页 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 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其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 行，横流天下”。客观上，张之洞的《劝学篇》旨在对康有 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派的“邪说”展开正面攻击，在戊戌年 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绝康、梁并谢天下耳”。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作为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 想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鉴于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和教育腐 败，提出整顿学政和大力倡导新学的主张，而且在实践上他 有别于旧洋务派只重军事、工业学堂的作法，而是从革新旧 教育内容与形式着手，改革旧书院为新学堂，或变革书院的 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如在湖北、四川、山西所建的经心书 院、尊经书院、令德书院以及在广州所建的广雅书院和湖北 的两湖书院，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教育机构。建设这些书院 的目的，旨在培养“明体达用之士”，“羽翼圣道”、“匡 济时艰”。他对各种教学内容的具体要求是：“经义以通大 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 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 不取矫伪； 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 不取泛滥”。他主张书院教育培养“体用兼备”人才，“令 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当维新 派提出改革旧书院为新学堂时，他上书清廷，提出将经心、 两湖书院改为学堂，“按照学堂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