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综述
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综述 [摘要]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详细综述和分析了国内外专家学者 关于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计量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相应对策后,认为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逐渐丰富,因而,可以 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构成和制度进行分解,并提出有 待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制度;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 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095-3283 (2013) 08-0081-02 一、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古典、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将制度看成是既定的 外生变量,忽视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难以对制度背景复杂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理论解释。基于此,有些学者将制度变量纳入 主流经济增长分析中,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Chari等(1997), Barro (1998),刘红、唐元虎(2001)均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各种制度性、 政策性变量。虽然将制度所引入的经济增长模型有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 度上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成为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 响的早期理论基础。不过也有学者并不赞成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如 安立仁、王艾青(2004)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动力作用,制度变 迁只能是技术变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近年来,有关制度与区域经济增 长理论学说的研究主要受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引导,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 度经济史学家们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国内一些研究者直接将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分析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上,曹阳(2001),王 必达(2003),孙敬水、熊璐(2005)均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差异是影响我 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方法 (一) 回归分析法 在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Scully (1988)、Hall and Jones (1999)等。我国第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是胡乃武和闫衍在1998年提 出将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计量模型中,并用计量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 之后国内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如王文博等(2002)、孙斌栋 (2007)和王颖(2007)等采用了经典的回归法分析了中国区域制度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何春杰(2003)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证明了包含市场 化程度和区域创新能力在内的制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之一。 (二) 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 张光南、李军(2008)采用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分析了 制度、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 产出效应和最优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蒲小川(2007)对制 度与区域经济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是 尤为重要的因素。影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制度变 量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张新杰(2009)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 模型来分析制度创新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 检验结果表明制度创新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 关系。 (三)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 Elhorst (2003)在传统的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空间滞后误差项,从 而明确考虑了空间相关性。在国内,应龙根是最早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 经济增长的学者,应龙根(2003)在运用中国省域数据对区域产出增长的 研究中,揭示了以往研究中由于忽视空间依赖性而导致的结果偏差。吴玉 鸣、徐建华(2004)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研究中 再次肯定了省域经济增长具有的显著的空间依赖性。LI Pei (2008)对区 域经济研究中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陈华(2012) 通过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空间分析。研究发现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空间上具有显著效应。 三、影响区域经济的制度代理变量选择 国外学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常用Fraser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作为 制度变量的指标,该指标较为全面地反应了经济社会中制度的各个方面, 是比较客观和有效的指标。较有代表性的是Gwartney (1996)在经济自由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对该指标的应用。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常使用 非国有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市场化水平等不同指标,如卢中原、胡鞍 钢(1993)用我国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发展的统计资料来估计市 场化程度,并检验了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金玉国(2001) 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利用非国有化率反映经济成分多元化的程度;将生 产要素市场化指数和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综合为市场化程度指标,反映资 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 国家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份额;将进出口总值、对外资产负债总额、利用 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综合起来,拟合反映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此后 的研究多对此指标体系进行微调或直接利用这一指标体系,如傅晓霞、吴 利学(2002),刘文革等(2008)。孙浩(2009)结合金玉国(2001),刘 文革等(2008)的研究成果赋予产权指标70%、经济体制指标20%、对外 开放程度10%的权重作为制度代理变量的选择。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学 者研究的指标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对外 开放程度等几个指标上,并将其拟合为一个指标变量。一些学者认为这种 方法很可能会低估制度的贡献程度,因为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生产 要素对经济增长起直接推动作用,而且能够间接推动经济增长。胡晓珍 (2010)开创性地将经济自由度作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指标,将所 有制改革、对外开放程度、金融改革、城镇化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作为间 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雷韵等(2012)将正式制度分为经济制度、政治 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大指标,而非正式制度仅仅由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 示。研究结果均表明制度不仅仅可以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对 基本生产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可见,制度代理 变量的选择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制度代理变量的拟合标准不统一;二是制 度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作用还未受到重视。 四、促进制度创新的对策研究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黄鸥翔等(2004)认 为由于目前我国多数国有企业仍是地方所有制,应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实 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运转的市场主体,消除地方市场分割的微观 基础,还要恰当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第二,国家出台支持政策,解决融资难问题。魏厚凯(1998)指出我国中 西部许多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大都基础设施落后,而地方财政又基本上是 “吃饭”财政,拿不出较多的钱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国家在政策上 应给予相应的支持。第三,发展教育事业,增加知识储备。陈本良、陈万 灵(2000)认为在解决中西部人才短缺的问题中,应改革僵化的劳动人事 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科技人员,发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