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能否保护现行体制下广大民工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能否爱护现行体制下广阔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 广阔民工合法权益受侵之观状—从温总理为民工讨工钱说起。 据文摘报04年元月8日报道:2003年12月28日傍晚,温家宝总理在重庆市调研的途中,信步走到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农夫熊德明家。在了解并询问他们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熊德明没有听从干部们“不要乱讲话”的提示,而是在迟疑良久,最终状着胆子说出了使她成为中心电视台2003年度新闻人物的那句话:“我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正值她为说出此话而担忧的时候,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当晚熊德明还在睡梦中,村干部就将2240元钱送到了她的手上,前后不足十二小时。在此后三天内,与他一起打工的同村另外10人也拿到了被拖欠的3万多元的工钱……。(04年元月8日文摘第六版) 在感慨总理心系人民的同时,联想到此种现象在法理上的作用和效果,不由发出这样的疑问:假如说总理一句话就能使民工讨要多时不能解决的难题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在中国又有谁能像熊德明那样幸运地被总理访问,又有多少人能够在政府的“紧急行动”中得到应当属于他们的工钱呢?人们不难遗忘刚过去的2004年春节前夕,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各地劳动部门为解决拖欠民工工钱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行动。劳动监察110、建委、工商、公安、银行、新闻媒体齐出动,为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联合执法,突击清欠。仅北京市一周内就清欠2亿多元。而在三月份刚结束的全国十届二次人代会上,官方媒体报道去年仅建筑行业就拖欠民工工资二千亿元,还不包括服务业、工矿业、商业和其它行业。这就是说,在全国每年近二亿多打工队伍中,每个民工(不包括一些城市打工者)每人被拖欠1000元的血汗钱拿不到手或被层层盘剥而所剩无已。当城市的高楼大厦一幢幢拔地而起,建筑商大把大把的数钱,当煤碳矿石被一车车运出为矿主赚来大把大把钞票的时候,那些背乡离井,抛家舍小来到工地上,以生命和血汗为代价,以青春和体力为资本的民工们却为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而一无所获;全家人望眼欲穿的等候得到的却是空手而归的时候;当他们盼望着一年的血汗钱能够为他们纳税、治病、还债、买化肥、交学费而希望落空的时候,他们眼里流出的是泪,心里泣的是血。面对此时此刻的现像,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问:用什么方法能为民工讨回公道?行政干预,领导关怀和法律利剑的份量孰轻孰重?而做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我也在深思:在我国靠什么爱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为爱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法》在现行体制和社会公德的影响下能否被遵守?《劳动法》为什么会被那么多的黑心工头所践踏?劳动法的执行有多难?难在何处?何处最难?如何才能使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日常的劳动和工作中得到保证而不是靠每年一度的专项治理才能取得?甚至是民工跳楼自杀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就在这篇论文起草的时候,大河报04年3月24日又暴出:“洛宁民工米脂落难,豫陕联手跨省营救”的新闻:在遥远的陕北米脂。一群豫西民工被厂主困在厂中,失去人身自由,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工资分文不给。身上的钱被搜光,厂门一天24小时紧闭,连吃饭都受监视,更别提和外界联系,逃跑被捉者还惨遭毒打……。(04年3月24日大河报第一版) 这些触犯宪法,践踏劳动法,应绳之以刑法的恶行为什么愈演愈烈?法律的天平失衡于哪个法码?除拖欠工资,限制自由,超时劳动外,在许多高危、高害环境下劳动的民工在受伤、生病工亡时,又有几个人能得到救治,抚恤?法律为他们撑起的天空有多大?让我们通过下列依次去找寻答案吧。 二、 《劳动法》遭受不遵守法律、执法难、难执法、不执法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同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酬劳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平安卫生爱护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第五章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为了使劳动法得到贯彻,国家又颁布了多部与之配套的相关条例、通知、规定、看法、方法等等,举不胜举。如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月5日《关于做好农夫进城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劳动部1994年12月6日《工资支付暂行规定》;1995年5月12日《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1994年12月26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惩罚方法》等等。可以说上述法规条例的制定是严谨的,配套而又环环相扣的。如能得到落实,务工者的合法权益是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诸如上面所说的状况呢?究其因是由下列两方面引起的: 1、 人力资源与劳动力需求的冲突是《劳动法》遭受轻薄的客观缘由。 劳动力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实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运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而劳动力资源亦称人力资源,一般是指在劳动年龄范围内有劳动实力的人口,即已参与或可能参与劳动的人。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也叫劳动适龄人口,各国都有不同的规定,在我国、规定劳动适龄人口为男16至60周岁,女16至55周岁。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结构确定了劳动力供应的属性具有普遍性,劳动者与劳动力供应的不行分性,并存在对就业岗位的方向性。简言之,劳动适龄人口的多少和接受教化的程度作用于劳动力供应和就业岗位的方向。 确定劳动力供应因素的关键是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在人口年龄构成既定的状况下,劳动力供应的数量与人口总数成正比关系。人口总量越大,劳动力供应越多;反之则越少。劳动力供应的趋势随人口规模的改变而改变。在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供应呈上升趋势。在九亿多农业人口中劳动参与率达61%以上,剩余劳动力占28%。三亿多城市人口中,剩余劳动率占14%。即劳动力资源是足够且富有的。 所谓劳动力需求,是指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种工资率下情愿并能够雇用的劳动力的量。它的前提是企业雇用意愿和支付实力的统一,两者缺一不行。确定劳动力需求的因素是社会生产的总规模与技术构成。影响劳动需求的改变因素有四种主要缘由:一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二是投资结构和技术选择;三是科学技术进步;四是全部制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规模还处于基础阶段,生产力水平低。这三个基本因素就形成了劳动力资源过剩和劳动力需求过低的冲突。而这一冲突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为雇主左右的客观便利条件。包工头和业主可以用少量的代价或无偿代价雇用到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在缺乏法律爱护意识和社会上对民工许多岐视政策的联合作用下,民工的合法权益被剥夺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固执的社会固疾。不法业主可以用不签劳动合同、试工、效益不好等各种主观理由来拖欠或克扣工资,而上当或忍让者比比皆是。 2、 劳动关系管理的混乱使劳动监察部门向面临难执法;业主有意不签订劳动合同造就了执法难,不法业主对劳动监察部门的腐蚀和劳动执法的程序营造了劳动监管部门不执法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