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中国就业问题的现状及就业增长战略
[人力资源] 中国就业问题的现状及就业增长战略 一、伴随经济体制转型,我国起先进入高失业率阶段 自20世纪90年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与此伴生出高失业这一极难解决的负面现象。在“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在职职工人数由亿人削减到亿人,净削减3135万人,下降幅度为%,其中国有单位净削减2689万人,集体单位净削减1435万人,合计净削减4124万人。尽管同期全国城镇私人企业就业增长了%,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增长了%,三资企就业人数增长了%(注:胡鞍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供应更多的工作岗位》,载《改革》XX年1期。)。但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吸纳的是新生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和农夫工,城镇下岗职工通过这一渠道实现再就业的数量特别有限,城镇失业人数仍旧居高不下,据国家劳动部信息中心的统计测算,1995年仅国有企业的过剩就业便已达到相当大的数量,全国范围内大约有3000多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0~30%(注:赵建国:《国有企业过剩就业的释放及再就业转移》,载《经济学动态》XX年2期。)。 我国从1993年起先,非农产业部门的就业增长速度便呈回落态势,到1996年已经低于80年头的平均水平。从产业部门看,就业增长的回落首先在其次产业中出现,后来扩大到第三产业,而且第三产业回落的幅度要更大一些。从全部制部门看,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己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加上近年来乡镇企业整体效益下降,吸纳劳动力的实力也在不断下降。同时,农业部门还在不断产生新的剩余劳动力,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等的精简不行避开,这些都会加大我国的就业压力。有学者综合了理论界关于我国劳动力总供求的预料和估计结果,“九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是亿人,最高估计是2亿人,城镇目前企业富余人员有3000万人左右,“八五”期间城镇结转的剩余劳动力有500万人。五项相加,“九五”期间约有2—亿劳动力须要工作岗位。有学者利用数学模型对中国长期劳动力就业形势进行了预料,这一预料将城乡隐性失业者计入就业者范围,结果显示:XX、XX和2020年我国劳动力供应分别为亿、亿和亿(注:余恩海,刘德中:《中国就业问题探讨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4期。)。尽管这些预料存在确定的误差,但从如此大的确定数字看,我国今后面临的就业形势将特别严峻。 此外,由于我国对失业的统计口径与国外不同,用失业率表示的我国失业水平比美、日、欧要低,我国1998年公布的失业率为%,低于同期美国的%、日本的%和欧盟的%。但比较之后便会发觉,我国的实际失业率要高于美、日,大体与欧洲相当,可能还会高于欧洲。首先,我国在“失业人数”与“劳动力资源总数”上的指标口径不一样。我国目前对失业人员年龄限定过窄,劳动年龄的下限规定为16周岁,上限为男子为50,女子为45岁,而我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子为60岁,女子为55岁。而男子大于50岁,女子大于45岁的有劳动实力并仍在主动找寻就业机会的人并没有被统计在失业人口中。其次,我国失业人口的定义以是否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为标准,登记的劳动力才被统计在失业指标内,而可以确定的是有相当多的失业人员没有登记,这就在统计上出现了漏洞;第三,我国对失业率的统计是以城镇职工为对象的,对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特殊是涌入城市的“民工”则不包括在统计范围内。这反映了国家公布的失业统计还不完整,不能精确的反映我国失业状况的实际。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表明我国失业问题可能比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更要严峻。 二、我国当前失业现象的主要特征 目前,由于经济持续不景气,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相当严峻的失业问题,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失业问题上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 首先,菲利蒲斯理论认为,失业率与工资增长率,或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反比关系,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一个理论依据。但我国的实践却并没有证明这一理论。我国在20世纪80年头以来,当经济增长率和物价都呈上升趋势时期,城镇失业率却并没有降低,而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在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降低时,城镇失业率依旧在上升。由于我国城镇失业主要来自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这表明,固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境况艰难的主要缘由是体制缘由,单纯运用货币扩张政策、扩大需求政策缓解国有和集体企业困难的效果是不会太显著的。要解决这种逆境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 其次,失业的市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强调的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自谋职业”,过去那种把国家统一支配、截流进城民工作为解决失业的主要措施的做法已完全抛弃,用市场手段解决下岗和失业问题已成为目前的主要措施。但“单位制”的约束依旧存在,下岗不表现为失业,是传统“单位制”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 第三,隐性失业问题。隐性失业是我国一个独特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只注意经济增长速度,实行的是忽视投资效率的高投入与粗放经营,很多部门积淀了大量的富有人员,这等于国家用大量的投资资本把失业者养起来。另外,错误理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没有制定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发展的长期政策,尽管目前国有和集体部门中大量富有人员因效益不佳而大量下岗或失业,却依旧有大量的富有人员存在于国有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加上没有被列入失业率统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数字是特别可观的。据有关资料分析,我国目前现有就业人口中的隐性失业率仍可能高达27%。 第四,“全部制偏好”与“超预期偏好”现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个惊奇的就业现象:拥有大量下岗职工的企业却雇佣大量的临时工,而临时工主要来自农村或中小城镇,因此出现了很多大城市中外来务工者远比下岗工人多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全部制偏好”或“超预期偏好”,为等待有保障和高工资的工作而宁愿放弃已经出现的低工资工作机会,使很多下岗人员长时期处于失业状态。 三、进入高失业阶段的缘由 就业和再就业是近年来我国的一个工作重点,虽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就业工作特别重视,并探究出很多有益的阅历,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冲突并没有缓解,就业的结构性冲突更加日渐突出。 (一)发展的因素。尽管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市场的需求结构不断深化,需求倾向高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新特征。信息产品渐渐成为市场上的宠儿,这种带有某种“后工业化”特征的现象使一些国有和集体部门的企业陷入经营危机,有的破产倒闭,有的停业,造成大批职工失业或下岗。同时,“后工业化”现象的出现意味着过去那种依靠工业扩张实现高增长和高就业的时期已经结束,仅依靠降低工资来增加就业已难上加难;同时,这一现象还意味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局面。 (二)结构调整的因素。在资本和技术的推动下,很多产业的产业结构起先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起先萎缩,雇佣的职工人数也出现了大量削减的状况。此外,当前就业增长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