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华美银行的夭折

李鸿章与华美银行的夭折 说起中国近代银行的创办，世人皆知盛宣怀于1897年5月在上海创建的中国通商银行，其实，早在十年前，即1887年，（光绪十三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曾经发起组建中国华美银行，只因保守势力群起反对，慈禧太后亲自下旨，严责李鸿章，无奈华美银行流产夭折，致使创建中国近代银行的步伐，整整推迟十年之久。孔子在《为政》篇谆谆告诫后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银行业发展一日千里，回顾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创办华美银行这段历史，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一、李鸿章下令办银行 1887年7月，有两名美国人，一位是子爵米建威，一位是他的助手，名叫黄腾派克，经时任驻美公使张荫桓的介绍，来到中国上海，要创办电话公司。当时盛宣怀已经在上海担任电报局总办，早在1881年就成功架设津沪电线,并迅速扩至福、台、川、滇及江浙，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电报业务。盛宣怀知道电话比电报更加快捷、方便，所以他与马建忠代表李鸿章在上海与米建威谈判签订合同四款，其中涉及到创办“官银行”事宜，但合同对米建威的电话公司作了种种限制。米建威遂放弃创办电话公司的初衷，直奔天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中国合作创办银行。李鸿章当时肩负筹办北洋防务的重任，他要大办海军、兴修铁路、构筑炮台、维护电报、电线、开办军事学堂，还要效忠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提供经费，经常为银钱短缺而苦恼。他知道，一旦能与美国合办一个银行，则经费开支，源源不断，可摆脱完全依赖户部的窘境。 李鸿章命令天津海关道监督周馥，会同回到天津的东海关监督兼办轮船、电报事务盛宣怀，另有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据美国商人米建威称，议设各口华美银行事宜等情到本阁爵大臣，据此。除批该美商米建威所禀，拟于黄腾派克等集中美商一千万元，在中国各口岸设华美银行。自系为振兴商务，有裨两国商民起见。”这个命令是1887年7月23日发出，（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三）命令中李鸿章提纲携领说道：“本大臣督办中国通商事务，于中国铁路、矿务、纺织、营造诸大端，皆当次第举办，而银行尤为各事之枢纽。”可见，当时的李鸿章对近代银行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在这个命令的后边，还附有米建威草拟的银行章 程十二条。． 二、盛宣怀主持草拟银行二十二条 天津海关道道台周馥与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两人均是秀才出身，只因在李鸿章幕府中作事认真，任劳任怨，逐渐积功升至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也可以说，两人都是在北洋幕府中办理洋务，在洋务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银行的作用，特别是盛宣怀，早在1885年要赎回中法战争中易帜美国旗昌公司的轮船招商局时，就与英国汇丰银行打交道，贷款三十万英镑。所以盛宣怀对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乃至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深刻。而招商局会办马建忠，则是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的高材生，在法国巴黎学习国际法，获得巴黎法科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对银行业，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独到的见识。这三人经过认真研究米建威草拟的银行章程十二条，拟定出《华美绅商集股设立中国官银行草议》二十二条。仔细阅读这二十二条，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是吸引美国资本五千万元，在中国天津设立总行，由中美商董出资共同管理，盈利中美各半，至于铸造银元、发行纸币等，自在情理之中，关键是“所有华美各员董悉听北洋商宪节制。” 当年44岁的盛宣怀，不论是官运还是洋务实业，均处于蓬勃上升期，特别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的竞争，以及创办电报局与丹麦、英国电报公司的竞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美国在中国投资合办银行，持有很高的警惕性。所以在他主持下的“二十二条”草议，丝毫看不出有出卖经营主权的意味，相反，“二十二条”处处彰显维护中国主权的条款。用一句话总结，华美银行人、财、物的最后拍板权，在北洋总督。 三、马相伯铩羽而归 “二十二条”经李鸿章过目批准。恰在这时，著名洋务学者马相伯从台湾省考察回到天津，马相伯精通英法多种语言，与其弟马建忠常年在李鸿章幕府效力，李鸿章遂派马相伯与米建威一起回美国筹集资本。 同年六月下旬，盛宣怀代李鸿章草拟致驻美公使张荫桓信函：“此次米建威回国，已另致美国商务大臣巴耶一函，其官商来商时，务祈执意为玉成之。天下非常之举，非有同志无． 能体会也。米建威如有事与阁下面商，望随时与之讨论，电至敝处为幸。”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创办银行心情之迫切。当时，美国当时生产力发达，商品过剩，资产阶级渴望输出资本,马相伯在美备受欢迎，与众多资本家议定以五千万元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元为银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视中国财政之缓急以为应用。正当马相伯为成功引进巨额美元而欢欣鼓舞之时，忽然收到李鸿章发来的急电：办法正当，朝廷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华美银行停办，速速回国。这无异晴天霹雳，马相伯顾不了许多，只得打道回府。 四、保守派群起围攻 原来，李鸿章与美商合资开办银行的消息一经披露，朝野震惊，立即引来舆论的狂轰滥炸。户部尚书翁同龢是1897年9月4日（光绪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得到这个消息的。他的妻弟汤纪尚，字伯述，正在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任职，写信告诉翁同龢：李相在津接洋款，筹开洋银行。三天之后，翁同龢的儿女亲家，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字士周，也从天津来信告知：李相在津与美国立合同，开洋银行，拟定资本五千万元。进一步证实了李鸿章与美国合办银行的消息。与此同时，时任户部侍郎的曾纪泽也获得了这一消息，并将打听到的银行章程内容大概汇报给翁同龢，特别指出：“合肥所定行章六、七、八三款最缪，大抵有铁路一语藏其中。” 我们且看“十二条”所谓最缪的第六条：“凡中国开办铁路、开矿、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欲向本行借款或由本行转借者，应先禀请商宪饬由本行派人考究利弊及经费数目，然后订立合同。凡借款若干，起息若干，分若干年归还，以及如何察理维持之处，皆载入合同，请商宪批准立案。其大宗借款即以其事之生意与所有之产业作保。其所需料件，应请先令本行议办。如料色高低一样，而本行索价昂于他商，听向他商办理。其他项采办，亦可仿照此例。”第六款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开办铁路、开矿、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借款，华美银行要作贷前调查并有可靠物资作抵押担保，二是工程所用材料应由华美银行代为采购，这近似于当前世界银行通行的买方信贷。 第七条则强调“本行可设厂鼓铸金银钱，其式样、轻重应由北洋商宪批定遵行。本行亦可发流通之票。惟发出票数，不得过本行存银之半。”铸造银钱、发行纸币，这些都是现代 银行应具备之功能，何况还要经北洋大臣批准。． 第八条“中国开办铁路、开矿、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向本行借款或由本行转借，利息可使格外便宜。惟应允本行分沾余利，其分沾限制，于借款之时拟定。”这一款无非是说华美银行要参与贷款工程利润的分成。但前边六、七两款说明华美银行参与工程材料采购，要分成利润也是正当的，何况分成比例，双方协商而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盛宣怀主持下的“二十二条”中，以上第八条删去了。当年户部侍郎曾纪泽大概只得到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