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 朱 恒 何锡章 内容提要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 明的向往、 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 “去汉字 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 ,“白”成了语言 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 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 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 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 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语言变革的潜流从晚清就开始暗涌了。 当中国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 人们被迫开始直面战火与硝烟背后的那个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正是在打量比较的过程中, 中华文化自身包括语言也第一次成为了被审视的“他者”。最初以为,中西差异仅在器物 层面,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发现,政体国体才是关键,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到后 来才有人认识到国之文明程度取决于民之文明程度,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愚民”多“智民” 少。中国国民何以会 “愚”于西人呢罪魁祸首居然是中国的文字“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 为智民,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 ” 所以, “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 , “今天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语言问题与国民的智愚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国运兴衰 的高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股潜流到 1917 年终于冲出地表,汪洋恣肆,成为冲刷扫荡中国 旧思想的洪流。正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复杂背景和“不纯”动机,才有了让我们从 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可以对当时囿于历史条件 的语言观进行检讨,找出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声音中心主义与文字中心主义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体系只有两种;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 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 体系” ,基本不涉及表意体系的汉字。 其实不只是索绪尔,整个西方思想界从柏拉图开始都是 尊崇声音,贬低文字,认为声音是对自然、 内心的记录,而文字则仅是对声音的记录,是声音的 附庸。黑格尔的总结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看来,语言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从较低的阶 段走向较高的阶段的规律。 德语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存在,正是“仅仅”为了记录声音,记录内 在言说,所以是“较好的文字形式”,而表意的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 发展之手段” , “不像我们的文字那样表现个人的声音不直接呈现口头语言,而只是用符 号再现观念本身”,所以是发育不全的语言的经典例证,典型地体现了书面表达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西方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建立在一种以声音为核心的语言的基础之上 的。“逻各斯”是西方思想的终极范畴,而“Logos 的基本含义是言说”,是发出声音,“逻 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声音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汉语处于相对封闭之中,从没有面对过强大到需要自我审视来对付先进文明 的挑战。当西方文明以无可置疑的压倒性的“先进品质”进入人们的视野时,承载落后思想 与文明的古代汉语自然只能甘拜下风,藏拙躲避,将自己的特点甚至优点概当作缺点,认为 自己的语言一无是处,乃“象形文字之末流”,将自我消融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中。 但 是,即便是轻视汉语汉字的索绪尔也承认,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是与表音体系并列的 两大文字体系之一。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在对中西语言文字进行对比研究后,肯定象形的汉字 是与字母文字具有同等地位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低级形式的另一种文字。 不受 “逻各斯中 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支配如德里达就对汉语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文字在我眼中 更有兴趣的常常是它那种非声音的东西。 只是,在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中,赋予并非就是逻各 斯中心主义的声音某种特殊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 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并非 “发育不全” , 相反还有其所不具备的优点。 如果说西语是声音为中心,那么汉语就是文字为中心西方语言 是言本位或音本位,汉语就是文本位或字本位。 下面我们就通过人晚清至“五四”的语言变 革历程来清理其中的语言走向从文字中心主义到声音中心主义。 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急切追求,西方的一切都被拿来作为衡量自身的标杆。西方富强、中 国赢弱的原因最终追到了语言的根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得文字之捷径,为富强之源 头”。人们发现古代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差异在于汉语是“言文分离”而西方语言是“言 文合一”。 “言文合一”则既便于认读,又便于拼写,是造就大量“智民”的“有声的”语言; 而汉语以文字为核心,在口语之外另有一套更加强大的书写体系,即文言文体系,认读难而书 写更难,徒具文字之形式而无语言之声音,整个中国因此成了“无声的中国”。最早具有世界 眼光的黄遵宪就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 也”。如想达到西方的文明程度,塑造一批“智民”,就需要有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 的语言,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尽改象形字为谐声”。但如何改为“谐声”并不是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不少学人出于普及知识、打造“智民”的需要,只得开始从解决汉字认读难的问 题着手,如 1891 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最早提出了“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卢戆章、蔡锡 永、沈学或提出“切音方案”,或出版切音著作,他们看到的都是声音对于语言的重要性,目 的都是让沉默的汉字开口发声。 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的进化论出发,提出“废文言而倡白话” ,进行语体革新,从“八事”人手 ,改良文学。胡适后 来把他的“八事”,即“八不主义”调整为“四条”。即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从上述四条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见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影子 ,胡适的“四条” 只 是对黄遵宪的“五字诀”的“灌水”而已,二者的精神其实是一脉相通的。“我手写我口” 实际是对文字“写”提出了记录声音“口”的要求。到胡适那里变成了两个字“说”、 “话” ,强调的还是语言中的声音性。 虽然胡适本人对此未必有清醒的认识,但他的变革确实 是朝着“声音中心主义”这条道路在前行。胡适以白话文学史来证明白话在文学史上的 合法地位,白话文学 史中的文学正是记录“说话”的文学 ,他尊崇元、白的诗,就是因其 能“读”给老妪“听”不是“写”给老妪“看” 三国演义、 水浒传不都是对“说” 书人所“说”的“话”进行记录然后加工整理出来的吗胡适的文学改良实践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