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的文化身份

论论 2020 世纪世纪 3030 年代上海现代派的文化身份年代上海现代派的文化身份 20 世纪 30 年代,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上海现代派热衷 于现代都市生活,执著地追求先锋艺术。他们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表现出锐意 创新的先锋文化身份。因为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娱乐性 ,其文化身份总体上呈现 出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 “文化身份”是我国学术界于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引进的 一个概念。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 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体认 , 一个集体的“真正的自我”,藏身于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 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共享这种“自我”。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身份”反映共同 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它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具有一 个稳定的、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根据霍尔的理解 ,“文化身份”既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内核,又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被构造”之中。它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 一样,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P209-21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群体文化身份中共有的相对稳定性 内核,即他们文化身份的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而对于他们文化身份“被构造” 的过程,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特征将作另文探讨。 一 “我们必须把个体理解为生活于他的文化中的个体 ;把文化理解为由个体赋 与其生命的文化。 ”[2]弗兰兹博厄斯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 派群体与上海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既是上海经 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我国现代派文学的成熟繁荣阶段。在上海的无轨 列车 、 新文艺 、 现代 、 新诗等杂志周围结集了一批以施蛰存、戴望舒、 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他们热衷于现代都市生活,执著于 先锋艺术追求,主要以翻译创作、经营书店、编辑杂志为生,在文化身份上具有大 致相同的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 文化中包含着纷繁多变的生活方式和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 人只有在社会中 才能使自己成为个体而存在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能改变环境, 环境也同样在不断塑造人。上海自开埠以来,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市政体系逐步完 善,居民人口不断增长 ,到 20 世纪初已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 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 切亚洲城市之上”[4]。在某种意义上,当中国其他城市包括北京都还在乡土中国 的肌体上固守着古旧的文化传统时,上海已以她无比现代的文化姿态展现出国际 大都市的无穷魅力,吸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刘呐鸥、穆时英、戴望舒、施 蛰存、 杜衡等人正是由上海文化的光与色锻造出来的都市之子。从出身和经历来 看,刘呐鸥等人大多出生于没落的地主或小资产阶级家庭 ,由外地来到上海,是在 “十里洋场”的欧风美雨中被“塑造”为都市人的。 在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走向都市的过程中 ,刘呐鸥起到了举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