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主题讲话稿

下载后可任意编辑 “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主题讲话稿 “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主题讲话稿 同志们 为切实强化全体党员的党性观念，抓好党员干部队伍的风气建设。根据工作计划安排。今日，我就“强化党性观念，反对好人主义”这一主题与大家作个沟通。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一针见血。自我党创建以来，好人主义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一直是存在的，轻则使党员党性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党性原则丧失，重则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与xx要求是完全相悖的，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大力纠治。这就要求我们要仔细贯彻整风精神，全面引领广阔党员干部，以更大的决心、更严的纪律、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破解根除一切与之相悖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为立起党务工作威信提供力量支撑，为贯彻落实依法从严治党营造良好环境。 一、讲一讲，“好人主义”的定义、表现及危害 （一）如何来定义“好人主义” 辞海对“好人”的解释是思想境界高尚、价值取向端正、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的人。但是假如在“好人”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其意思和味道就大相径庭。1937年，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好人主义做过深刻论述“因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所谓好人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处世哲学，听起来仿佛是与世无争地生活、本本分分地做人，但其实并非如此，晏子春秋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历任齐国三公大夫的晏子委派高纠为自己管理家政，三年后高纠被辞退了。身边的人问晏子“高纠为你做事整整三年，你不仅不提拔他，反而把他赶走，他有什么过错呢”晏子说“我出身卑微，假如身边没有人随时替我指出缺点错误，我在礼仪廉耻方面将存在许多毛病。现在高纠已经跟随我三年时间，却从未曾辅正我的缺陷，留他在身边有什么用呢”可见，好人主义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目的是讨好卖乖，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作怪，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歹人主义。 （二）“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主要表现 如今，好人主义在我们党内还有一定市场，主要表现有 一是在民主决策上。在发扬民主上搞授意、走形式，不同意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遇到问题习惯性地绕道走，甚至把矛盾上交，不主动担当，怕得罪了上级、怕给自己增添麻烦。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民主测评和问卷调查时，把优秀票数一勾到底，并且只讲好的方面从不说存在问题。在机关，我们一些干部不愿向党委反映问题，也不敢提意见，宁可自己挨说也不想得罪别人，甘当“老好人”。在基层，一些单位的党员骨干不敢向主官提关于建设进展的问题，怕得罪领导后被“穿小鞋”、怕影响进步，觉得单位建设好坏是主官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结果是导致民主作用发挥不出来，对单位建设和党员干部自身有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能让上级及时发现单位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最终导致“脓包”越积越大，小问题衍变成大隐患。 二是在开展批判上。奉行“讨好一个人修了一条路，得罪一个人垒了一堵墙”的处世信条，一味追求内部和谐，对问题见惯不怪，对有问题的同志见错不纠，不愿过于较真碰硬。在机关，部门领导和机关处（科）长对下属的要求还不够严格，导致个别的业务处（科）室在完成工作上比较拖拉，重视程度不够和低标准的现象多次出现，有时需要经过一再询问和推动才能完成。个别机关干部发现周边同志工作作风懒散、党员形象不好时，非但不及时指正和拉袖子，还随之附和，“好人”形象尽显。在基层，“好人主义”在主官身上显现得也比较明显，一些党员骨干对待机关要求的工作都是置之不理，实行软抵抗甚至直接顶撞的行为，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主官奉行的是“以利相交”的处世原则，而不是利用组织手段管理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搞照顾搞变通，对于其所犯错误也是包着护着、降低处理程度，该处理的只是批判教育、该严肃批判的只是背后提醒、该及时指正的变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导致一些党员的小毛病衍变成了大问题。 三是在工作指导上。组织检查搞照顾，发现问题隐情不报，讲评问题缺少针对性；机关干部不敢“唱黑脸”，下基层检查怕发现问题得罪单位领导、汇报问题多了影响自己。我们有的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和检查时，就喜爱当“老好人”，向领导汇报单位建设存在问题时只说一半，避重就轻，而当我们亲自去检查时，却发现单位建设漏洞百出，滑坡明显，“好人”让你当了，“人情”让你攒下了，但你却忘记了自身的职责，背弃了单位党委对你的信任，影响了领导对单位建设形势的推断，假如这种“好人主义”在单位盛行起来，我们还何谈“三个确保”，更不要谈争创先进单位了。 四是在落实规定上。有法不依，明知不合理也抱着侥幸心理去干。我们有的干部在内部关系上多次摔跟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支部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放弃组织原则，不吭声、不提醒、不拉袖子，盲目追求“班子团结”，最终“好人主义”变成了害人主义。执法不严，搞选择性执法，不能一视同仁。我们的基层主官对于老党员管理“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用交朋友、给好处、搞照顾代替管理教育，老党员不上岗，应知应会掌握不好，作风不严谨的现象在每个单位都有所显现。违法不究，明知违法违规也不加以处理，袒护纵容。xx的问题，所在单位党支部之前都有所掌握，就是心存顾虑，不按规定处理，遮遮掩掩，给单位建设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好在问题暴露还算及时，假如任由进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三）“好人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分析存在以上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种 一是麻木的好人主义。缺少原则和立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不分是非，放纵不良风气。这些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骑墙派”，他们不讲是非，只讲世故；不讲有为，只求无过；不讲批判，只讲和气；不讲指责，只讲诿过，甘当墙头草，风吹两边倒。xx市巴南区建设委员会原党组成员黄云华在落马后曾表示“那时候我身上的一些问题很明显，可大家都熟视无睹。我常常开着一个老板的车，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可没有一位同事问过我，提醒一下我，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单位的同志们提醒我、民主生活会帮帮我。”正是这种对待同志麻木不仁的“好人主义”，使黄云华没能及时“勒马”，最终越陷越深，变得狂妄胆大，从山区走出来的农娃娃变成了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阶下囚。 二是被迫的好人主义。就是向问题妥协，不敢直面，更不敢碰硬，缺乏应有的正气和担当。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我们共产党内组织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成功实践，因为它制造性地运用批判和自我批判武器解决党内矛盾，及时对当时王明提出的一系列“右倾”错误思想和指示进行了纠正，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使全党达到了空前团结。而当时王明的职务和地位都要高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