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维新派人物群体经世观主要特点论析

近代湖南维新派人物群体经世观主要特点 论析 摘要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湖南人物群体对传统湖湘文 化经世致用学风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们以今文经学为武 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 理论阐发与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他们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 文化教育上、社会风俗习惯上进行变法维新的主张，因而其 经世内容非常广泛；在改良失败时，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断 然倡言流血革命，以唤醒世人的觉醒。所有这些，都表现出 与他们的先辈们一些不同的特点。关键词维新人物群体; 经世观；主要特点；变法雏新；流血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5981 2012 03014104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这种学术精神， 在不同的省份、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其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社会心理以及人物成长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在湖南，它作为一种思想、学术、文化传统被湖南士人一代 一代传承，从未间断，发展到近代，特别是以曾国藩为代表 的湘军人物群体崛起后，逐渐突破经世致用的学理层面，转 化为一种士人学者的学术心理、学术传统和学术与政治取向 的标准，凝集为一种经世务实的文化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 化价值取向和近代湖南人才政治价值选择的决定因素，成了 连接古代湖湘与近代湖湘文化的桥梁。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人物群体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 条件下出现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在曾国藩、左 宗棠、李鸿章等的戮力经营下，清政府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同治中兴的局面，他们学西方、办工厂、制造枪炮船舰、 办学校、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确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 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学习西方的深入，资本主义 经济开始在中国产生和发展，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也应运而 生，他们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的夹缝 中艰难生存，他们不满意清政府以“官办”或“官督商办” 等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迫切要求政府保护其经济 和政治利益，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虚假 的同治中兴局面下，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不仅没有消除，而且 暗藏着更大的危机。先是1872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以 赔银了事，接着1884年中法战争，清政府不败而败、法国 不胜而胜，仍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结束，这都极大的刺激了日 本侵略中国的胃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湘军、淮 军相继败溃，新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 马关条约，赔款、割地，把中华民族推到亡国灭种的边 缘。在这种形势下，以康有为、梁起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 维新改良派，以春秋公羊三世学说和进化理论为武器，在全 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湖南独 步全国，成为最具声色、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省份。 由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所处的时代与魏源、 曾国藩等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没有象曾 国藩等那样身居高位，因此，他们的经世观呈现出一种新的 特点 第一，以今文经学为武器，主张通经致用，将变法与经 世结合起来。 今文经学将儒家经典看作政治学著作，通过阐发其微言 大义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自魏源开始治今文经以后。到19 世纪末，今文经学在湖南得到广泛传播，当时几乎参加维新 变法运动的湖南学者都是今文经学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们 治经，不在于纯粹研究其义理，而在于通经以致用，皮锡瑞 说“通经所以致用，汉人治经，皆切于时用，故经学奠盛 于汉。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三百五 篇当谏书，以洪范五行传警人主，此皆汉儒微意。若谓 谈经学不必及时事，则五经真同刍狗，而经义可废也。王 闿运说“治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矣。多 为其法者，周官是也；不立一法者，春秋是也。”他 们不满意于空谈义理和溺于考据词章，认为“行与学分， 由士君子不能辩学故也。六经兴于孔子，九流生于六艺，质 性有偏，宗主各异，要之九家皆通经之人。而汉后治经者初 不得经之用，训诂、词章、性理、考据、经义、演说，等级 自有高下，其无关经学一也。而取士者以为权衡，求进者以 为羔雁，所学虽极为通博，了不关其行事，茫茫昧昧，一任 身世之遭逢而已。”王先谦亦重今文，治学重求实，反对空 洞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他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 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 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 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 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人。所务在名，所图在 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 已。”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 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如此则能使 “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 孔教为可废哉” 那如何才能做到通经致用呢他们接受今文经学关于 “变的理论，通过变法达到致用的目的。谭嗣同认为，孔 子见三代以后“君权日盛，民权日衰，才惧而作春秋, 它的主旨是倡改制，兴民权。唐才常说“春秋为素王改 制之书，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治通三流，礼存 四代”，它与近代公法之理相通，证明“素王改制垂世之公 心，经权互用，不以古今中外而有阂也。樊锥认为“易、 春秋二书，为圣人治运之大权，其道极于乾坤毁灭而不 可易，其谊通于往来无穷而靡不包。易为春秋之内， 本隐之显者也；春秋为易之外，推见至隐者也。穷变通 久之理，质文乱平之法，无非所以总循环之运，寓宜民之道 焉。故孔日作易者其有忧患，庄日春秋经世先 王之志”。皮锡天赐也认为“春秋一经为圣人经世之 书，更须先通大义微言，方知孔子创教，实有素王改制之 事。”所以他们积极倡导变法，认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 然”，“今五洲通而为一，乃古来未有之奇变，天地之气运 一变致此，人何能与天地相抗，能迎其奇而自变者，其国必 昌，不能迎其机而变者，其国必亡。将变法看做是国家兴 亡的关键。这样一来，变法就成了维新改良派经世的主要内 容和手段。 第二，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理论阐发与变法实 践有相结合。 以魏源为代表的嘉道经世派擅长著述，却疏于践行，以 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经世派重践行，理论阐述又略显不足。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兼采两家之长，既重理论阐 述，又躬行实践，积极参加到变法活动中去，将理论阐述与 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办报刊，鼓 吹舆论。谭嗣同认为“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 听。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 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 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且又 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 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 其问而无憾矣。”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先后于1897年 和1898年创办了湘学新报和湘报。湘学新报以 “讲求实学”为宗旨，除登载谕旨及有关新学的章奏外，所 刊内容共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门。很 多宣传变法维新的文献如粱启超在时务学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