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实事求是之道——读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

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读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 木简学之花元康五年诏书册 2017年10月，日本汉学家大庭脩的代表作秦汉法制史研 究由徐世虹教授领衔重新翻译出版。此前，由林剑鸣教授于 1991年主译的秦汉法制史研究曾使国内学界首次窥见此书 全貌，对秦汉法制史、制度史乃至简牍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一次，以“明确相关学术观点的表达”为宗旨的新译本，相信 对准确理解大庭脩原书论述更有助益。 新译本正文由五篇构成第一篇为综论，是全书之纲；第二 至五篇为全书之目，是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文后有后记，叙 述成书缘起。全书收录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最后补入的 是在1981年，跨度几近30年。用30年的时间去磨砺一把“剑”， 怎能不锋利原著成就秦汉法制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不足为奇。 与日文原著有所不同，作者此后陆续撰写的相关文章，在新译本 中以“附录”的形式补入。 此书堪称体大思精，与其泛泛论其价值，倒不如以个案的形 式，从不同层次加以认知。 以功次升迁的制度 基于对传世文献的熟稔，也基于对出土简牍的敏感，咀嚼汉 书董仲舒传中的“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之语，大庭脩 提出了如此论断“汉代存在着只要是长期任官工作，即使没有 能力也可以获得晋升的制度”。他还指出，“劳以出勤天数为主, 出勤状况是增减劳的依据，劳的多少表示官吏业绩的高下”，“汉 代官吏的晋升多通过积劳功次”。用今天的话说，功劳更像是资 历，功劳制度，近乎依据资历深浅决定升迁的制度。 大庭脩的这一 “发明”之见，19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真切 地被体会到。1995年，依据对居延新简“徐谭功将简”的分析, 胡平生首次厘清功与劳之间的递进换算关系，提出“凡积四岁劳, 即进为一功”的重要观点。这是推进功劳制研究的关键一步，尽 管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结论。1993年出土、1997年出 版的尹湾汉墓简牍，尤其是其中“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首次 印证了功劳制度在仕进史上的意义根据廖伯源的统计，郡县属 吏以功劳升迁为朝廷命官的县道长吏（县令长、丞、尉），在可 供有效统计的数据中竟达40之多，这是学界此前所不知的。 里耶秦简博物馆中有枚分栏书写的功劳残牍，第二栏中记载 了某人的仕宦履历凡【十】五岁九月廿五日”，是其任职时 间的累积计算；“【凡】功三”，则是功劳折算的结果一一一功 可抵四岁劳，获得最直接印证；“三岁九月廿五日”，是折算后 剩余的劳日。对于这枚残牍的意义，笔者曾经写道“在秦灭六 国、实现统一的进程中，因军功入仕途、升迁固然是途径之一， 但还存在着累日积劳的功劳制度。”今天，我们对秦汉功劳制的 认识，已非1950年代所能比拟。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比大庭脩 更加高明，只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资料。 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晋简牍，绝大多数都是废弃的文书，是名 副其实的“残篇断简”。国内学界多将之视为研究的辅助材料， 如何尽可能地“榨取”其意义，是多数学者的研究取向，也是简 牍研究的主流范式。大庭脩关于“功劳制”的研究，从某种情况 而言，也可以视为这种取向的产物。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在 永田英正看来，尽管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简牍作为 历史研究的史料，有可以利用的部分，也有利用不了的部分，而 可以作为史料加以利用的部分在简牍中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 已，大部分简牍是无用之物。 认识到既往研究的局限，如何开启新局面，就成为不得不思 考的问题。这也是日本第一代汉简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有 了 “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并最终奠定了 “日本汉简研究中最 具特征且富于独创性的领域”。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是将简牍 本身当作研究的主体，而不仅是历史研究的辅助资料。研究重心 发生转移，对资料本身进行客观细致的考察，探究材料之间的可 能性关联成为关键。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像是拼图孤立地看， 单个拼图的信息着实有限，若将它摆放到适当的位置，不仅可以 发现它的功能，还可以发现各拼图间的联系，由此窥见全貌。 对于导入“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藤枝晃在居延汉简研 究序中曾以“剑法”为喻写道挥着剑乱舞乱砍，即使真的 能把敌人杀死，也很难称得上是正规的剑法，只有从基础开始按 剑谱进行训练，才能掌握真正的剑法。 作为居延汉简轮读会成员的鲁惟一、永田英正、大庭脩，修 习“剑法”的结果，各有成就鲁惟一以复原汉简简册为中心， 撰写欧美学界汉简研究的开山之作；永田以簿籍简为研究对象， 以不同的“书式”为基准，并参照出土地点等信息，展开“集成” 式的研究，开创了汉简研究中的“永田方式”或“永田流”；大 庭脩主要对汉代制诏和令进行研究，这也是本书中最为学界称道 的篇章之一。 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是大庭脩法制史、简牍学研究的典 范，也是古文书学孕育之花。出土时的残篇断简，并不意味着原 先的形态即如此，是编绳朽断后顺序混乱的结果。简册复原，以 笔迹相同、出土地相同、内容关联等为主要依据。1961年，依 据上述原则，大庭脩发表了元康五年诏书册复原的成果，将散乱 存在的8枚简牍恢复为一个整体。这是居延汉简中的第三份册 书，也是被学界复原的第一份册书。这份被复原的册书，鲜活地 揭示出行政命令是如何被提出的，经由什么样的程序颁行，又是 如何依次被传达到基层社会，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简册复原虽具多方面的意义，笔者更钦佩大庭脩对汉代制诏 的研究。 大庭脩根据汉代制诏的内容，将其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皇 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单方下达命令；二是官吏在委任权限内提出议 案、并获得认可，然后作为皇帝命令公布；三是前两者形式的复 合，亦即皇帝表达了政策指向，将具体立法委托给部分官吏。按, 基于内容而分析形式，从古文书学的理论看，属于典型的“样式 论”。经过此番分析，习以为常且乏味的公文书，被大庭脩发掘 出前所未知的意义汉代令的立法程序首次被厘清，时在1963 年。 追寻实事求是之道 修习剑法的目的，固然在意胜负，但又不止于此，更重要的 是体悟剑道。大庭脩所体悟的剑道，似乎可用“实事求是”概言 之。其自道其之语是“初学之际，社会上正盛行时代区分的争 论，对此也感到兴奋，然而却不适应，对流行的经济史领域也不 太感兴趣。如果要做，界限比较清楚的法制史似乎合乎我的性格。 较之高迈的理论，还是地道的考证有意思。”明乎此，也就明白 本书以考证或实证为特色的原因所在。 大庭脩对王杖简的关注，可能是最好的注脚。1975年，他 发表了对王杖十简排序的新说，但很快就受到了学界批评。尽管 心中仍有诸多疑问，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读罢滋贺对拙文的 评论，坦率的想法是，滋贺的说法恐怕是稳妥的”。1986年， 基于新见的王杖诏书令册，他修正、撤回了 “有关决事比、诫的 一般性的看法”。不过，他对王杖简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1995 年发现王杖简的排序，并对所谓的“挈令”问题提出已见；1996 年，发表以汉墓出土的简牍一一特针对王杖简牍为题的论文, 阐述处理墓葬简牍的方法。在21年内，持续关注同一主题，或 是修正乃至撤回旧说，或是拓展既有论题，或是从方法层面进行 探索，无一不是作者求真求是为学态度的体现。 在大致梳理王杖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