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编辑。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学者和思想 家之一，就学问的广博论，一时无出其右。前人评价亭林之 学，往往推崇他以实证方法，开乾嘉考据学的先河，其实就 考据而言，亭林的学问远未臻精密。钱大昕纠弹日知录 中率尔未确之说，甚至以为未尽脱明人旧习。我想，若以乾 嘉之学的标准衡量，钱大昕的判断似不为过言。亭林学术的 真髓实际在寓学问思辨于典礼制度的考究之中，在实证性的 考据中阐明古今之变、治道之要，他的全部著述都贯注着通 古今之变的闵通见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这种见识 和胸襟成就了亭林学术博大的气象。置身于改朝换代之际， 汉文化的沦亡促使他思考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发出“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亡呼声。。“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 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 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1]。这种富于实 践精神的学术取向，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也决定了 文学在其学术中的位置。作为文化振兴和改造的内容之一， 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被付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屋建颌的思考。 这么说当然不是着眼于动机，而应该说是着眼于某种结 果。因为顾炎武平生最鄙视文人，他自己也从来不以文士立 身处世，所以很少单纯地思考文学问题，更少专门探讨诗学 问题，他有关文学的研究和议论往往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 当代学者将顾炎武诗论概括为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 诗歌反映现实；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提倡自出己意，反对 模仿依傍；主张多读书，强调博学，可以说揭示了亭林诗学 和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面，而从清初特定的诗学语境考察, 则还可以对亭林诗学的独特内容和价值作一些发掘。比如对 文学概念的分析，考古而知今的学术方式，对“真诗”观念 的多层次阐释以及对诗歌音韵学的研究，这些问题都与顾亭 林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路径相联系，不仅体现了亭林学术的个 性特征，对清代诗学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博学于文顾炎武诗学的学理基础 顾炎武首先是一位儒学大师，研究他的诗学不能与其学 术整体割裂开来。众所周知，亭林平生最敬重朱子，抵关中 后居所未定，先斥资修朱子祠，足见朱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亭林的学术却决非立足于理学，在经学即理学的观念主 导下，他的学问截然跨越理学藩篱，直接上溯本经，走上立 足于知而更注重行的学问道路。在他的观念中，圣人之道归 结起来只有八个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1]。这八字 真言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非但保持了儒学的实践本色，更 还原了儒家对“文”的固有观念。日知录卷七“博学于 文”条写道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 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为礼，孔子曰伯母、叔 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知此者，由 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 又曰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 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 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谥法“经天纬地曰文”，与弟子 之学诗书六艺之文，有深浅之不同矣。[2] 我们知道，“文”在中国古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指文明、文化，狭义指文学、写作。随着时代的推移，“文” 的内涵逐渐向狭义方向倾斜，意味着文学写作。而顾炎武在 此却用宗经征圣的方式，重新将儒学传统中的文化之“文” 与当代语境中的文学之“文”作了区别。文首先意味着文化， 它体现在伦常礼乐中，是亭林毕生研治躬践的价值基准，被 他视为治学的根本。至于文学则是文的末流，职业的文人身 份即所谓“文人在他是极不屑的。李因笃曾疑惑资治通 鉴何以不载文人事迹，亭林答道“此书本以资治，何暇 录及文人 ” [2]他在日知录和书信中两次举宋代刘挚 训子孙语以警世“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 矣。”回顾中国文学的传统，不甘以文人自居，远可以追溯 到曹植，而近则可以举出前辈名家黄淳耀。黄淳耀崇祯十五 年1642举于乡，上座主王登水书曰“世儒舍性命而言事 功，编辑。舍事功而谈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 b①淫邪遁之害侵寻及于政事而不可救益。盖天下之坏, 数十年于兹矣。某虽无知，其敢贸贸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贵 利达之习自陷也 ” [3]在黄陶庵的时代，不甘以文人自居， 是嫌当时文风空疏，无补于世；而当亭林之时，则文化存亡 所系，人们对文学寄托了更高的要求。正如魏禧答李又元 所说“吾辈寝食诗文，欲以文章接寿命，使身死而名存， 自是本念。然士生今日，所可为当为者，正非一端。虽文驾 班马，诗驱李杜，尚是第二层三层事。”[4]值明清易代之际， 当务之急是文化救亡，文学只有关乎兴亡大计才有从事的价 值，所以说纯粹文学意义上的追求乃是第二层三层的余事。 顾炎武的文学观与此略同，他与人书云“君子之为学，以明 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1]这一观念在日知录中遂演生为“文须有益于天下” 的口号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 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 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 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 损矣。[2] 他对文学的理解与一切学问一样，目标首先是明道救世, 而不是篇章辞藻本身。他自称，自从读到刘挚训子孙之语， “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又说韩 愈“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 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 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而他自己则拒绝了李y 6 n g ①的再三请求，坚决不答应为其亡母撰墓志铭，理由是“止 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 [1], 他的全部创作确实履践了自己“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 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1]的诺言。 时过境迁，顾炎武这种文学观和创作态度不免显得有点 狭隘，甚至不近人情，但在清初那个文化救亡氛围中，却是 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主流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顾炎 武诗学在道德取向、学术方式等各层次上都成为明清易代之 际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二、行己有耻“性情”的道德底线 清初诗坛因地域文化和作家身份之异呈现为诗歌流派 和创作观念多样并呈、关系复杂的局面，诗学的焦点问题是 批判明诗和接受宋诗。经历晚明公安、竟陵派诗学的冲击， 清初诗家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两者的习气，对前后七子持否定、 批判态度；而在由钱谦益煽起、王渔洋激扬的宋诗风潮中， 又或多或少会沾染宋调，指斥晚明诗风。而顾炎武却彷佛未 食晚明烟火，力持唐音而不阑入宋调，承继了格调派的诗学 传统。这不只有济南诗“近朝文士数于麟”可以印证， 平生精研杜诗，刻意追摹也是明证。他的诗歌趣味显然不为 诗坛风气所左右。流寓关中，远离诗坛风会，也许是一个原 因，但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创作观念上的道德取向。 他的诗学部分汲取了格调派的精髓，却扬弃格调派的复古取 向，直面现实，力主创新，坚决反对模仿古人。相对格调、 修辞等技术性内容而言，他更关注的是诗歌的抒情本质、诗 歌的人生价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