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这样讲中国文学史

钱穆先生这样讲中国文学史 顾农 中 艾 学 史 中国文学史叶龙归 . , , , g 中国文学史,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天地出版社2015 年6月第一版，48. 00 用看惯了集中大批专家合编之文学史教材的眼光，来读钱穆 先生1895 1990的讲课记录本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 2015年6月版,一定会觉得有两大问题一是讲述太简单， 从上古讲到清朝，一共只用了不到二十万字，涉及的作家作品不 多；二是结构不匀称，全文凡三十一篇，长的甚长，短的很短， 而且中间跳跃得很厉害,例如关于中古文学，第十七篇讲建安文 学，接下有两篇是文章的体类和昭明文选，而到第二十 篇就开始来讲唐诗，整个魏晋南北朝就那么一笔带过了。宋代只 讲词不讲诗。小说戏剧都谈得非常简单，他自己就检讨说“讲诗、 赋、散文较详细，讲词、曲、小说则时间较少”（第330页）。 如此等等。当今的文学史教师恐怕无法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 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 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 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 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 实倒也未尝不可。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 期），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 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 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钱先生讲中国文学 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 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 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 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 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 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 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 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 其中发挥道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 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 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 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 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 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 方法。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 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 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第14〜15页）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 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 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 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 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 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 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 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详见第136、183页）,其深意其在 此乎。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 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 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文学）亦是应用的、 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有花纹）、丝（有 绣花）与钟鼎（有器具、锅）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 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 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 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 是应用的。（第81页）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 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 则是另外一回事。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 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 习请益的地方。 第二，钱先生研究学问包括文学史，主张兼顾宏观与微观， 尤重宏观，他说 几十年来，有要做专门学问的偏见，只重钻牛角尖的小功夫, 却忽略了大的。 观看手有两种方法，一是仔细的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 个手。不能说只能由小处着手，当然用细功夫也是可以，但大功 夫也是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第333-334页） 这个看手的比方打得亲切。文学史研究现在是越做越细微 了，培养学生也往往以“细功夫”为主，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而 “大功夫”甚少有人着手，未免失之于偏，弄不好很可能只见树 木而不见森林，甚至只见叶脉而不见其树一一只见到文学史上的 某一小片段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研究一个很小的小问 题，而完全不管那周围的大问题。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局发挥道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 帮闲的文学。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 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入世的诗圣）与李白（出世 的诗仙）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而以入世的和 人生实用的为佳。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 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 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 则较次。（第66〜67页）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 作用。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 先生发挥说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 “共相”是共同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 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 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 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 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 是暂时的，无价值的。（第108页）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 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 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 先生著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著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 在。 第三，本书中多有关于文学史若干个案的精辟见解，足以发 人深省。这样的碎金片段很多，例如书中说起曹操的文章道一一 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 贤令不足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