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浅论秦宗法制没落对于其崛起的意义

浅论秦宗法制没落对于其崛起的意义 公元前七七o年，周平王为戎狄所迫，将国都从渭水之滨的镐京东徙雄邑。秦襄公以兵送 平王有功，平王封之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是为秦立国之始。当时，秦还是一个地处“西睡”， 为强大的戎狄部落所包围的小小诸侯国。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挥军东向，消灭了战国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秦朝。 秦，这个一开始出现在东周列国政治舞台上还很弱小的，无论是从经济上、文化上还是 政治上，诸侯国，相对于晋国公元前一零二四年封邦建国、齐国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姜氏受国 这样悠久的历史，它的历史实在相形见细，积淀也够不深厚，但是这个起先谁也未予重视的 小国却后发先至，在短短三百余年间竟成为了战国后期中国境内首屈一指的强盛大国，并最 终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这其中，究竟是那些原因造就了秦的成功，实在值得细细研究。 实际上，关于秦的研究，前人备述可谓完矣，各方各面的说法纷呈杂至，我自认学问尚 浅、功底不够，思考也欠周到，拿不出什么能让人耳目一新的看法来，只好做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思考思考前人的理论，长长见识了。所以，我的这篇论文就着重从一个小点出发， 粗浅分析一下秦宗法制与诸国的不同对它走上统一路程的影响。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 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朝的事情。在宗法制度下，“天子 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形成了系统 而完整的制度。作为宗法制，一方面要建立嫡长子继承制，敬宗尊兄形成以嫡长子一宗子为 核心的有向心力的血缘性团体。另一方面，嫡长子则使用群弟，分封诸弟，用来加强宗室的 力量。西周春秋时代的人们常把宗了和群公了比作树之主干与树之枝叶的关系枝叶需要树 干作为骨架，树干则需要枝叶来庇护自己。嫡长大宗犹如骨干，群弟受封为诸侯犹如屏障， 二者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周初封建诸侯就是依宗法制的“亲亲”原则对同母弟进行了分封， 以亲屏周。因此在宗法制度之下，王公诸侯在用人政策上使用众弟在西周春秋时期的人们看 来是天经地义的。孔子所说的“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就是这一原因。 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 内部秩序，解决贵族之间矛盾。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 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 在周制中，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 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 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 年）。 而纵观秦国历史，君位之继承可谓大异诸国。庄公卒，长男世父不立，立其弟襄公。宁 公卒，其臣下废太了（秦武公），立幼了秦出了。宣公有了九人，未立，传位于其弟秦成公。 成公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又出子以宪公之孙立国君。总计自襄公建国之后，穆公 之前，共九代国君，兄终弟及者二人（德公、成公、穆公），以次子立者一人（襄公），以孙 立者二人（宪公、出子），不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 即便是穆公后，亦有躁公立其弟怀公，灵公子献公不得立，简公、惠公、出子后又立的例子。 由此可见，在诸国普遍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成为定制。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而秦的立君却显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 则。究其原因，我想，在西周末年，社会变动巨大，周王室衰微，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 的局面，而秦这个诸侯国发展相对较晚，所以不可能像其他诸侯国一样还能相对维持对宗法 制度的严格实行了。 那么，宗法制在秦的没落又对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其一，是对秦人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对于六国意味继守传统，实行严 格的宗法制度，秦人在很早以前就对宗法制的没落默认或习以为常，基于此，秦人思想中保 守的一面比于六国要少很多。而历史一再证明，一国政治的改革往往最难的不在于改革措施 的制定与实施，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改革措施的制定简单，实施也并不难，只要改革者有魄 力，有毅力，有决心，这些外部的困难不难克服，但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件 难上加难的难题。君不见中国近代之变革，从新思潮到洋务运动，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 改革一次又一次席卷而来，但是有一次又归于失败，归根结底，人们的旧的思想观念根深蒂 固。所以，秦宗法制的没落反而放松了旧的传统保守观念对于一切新的改变的阻挠，虽然这 种放松实质上并不大，但是只要有了这样一个口了，改革的洪流就必然会最终涌来。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商鞅的变法不也得益于这种思想的渐变吗 其二，宗法制的作用在于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社会地位。它十分强调在用人方面的“亲亲 贤贤”，如若违反，甚至会找来杀身之祸，如“单献公弃亲用羁，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 杀献公而立成公”（左传昭公七年）、“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左传定公元年）， 终为贵族所杀。周代君王宗法制下用人原则就是要用亲用故旧，尤其是宗族弟子，“其君之 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即使是楚国想来被讥为化外，远于中原，亦严格遵守宗 法之制，楚申无宇说“亲不在外，羁不在内”。 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宗法制，各国执政者，大半以宗族任之，宗族以外的人很少能受到 重用。各国只在自己的宗族内选拨贤能，当然免不了贤愚混杂的情况了，更多的时候，宗族 若无可用之人，往往就导致统治衰微，难以为继的局面了。这种缺乏新鲜血液的注入的用人 制度正是春秋以后各国一天天衰落下去而不能强盛的一个原因。 反观秦国，由于没有严格的宗法制，同族人被重用的不多，外国有用的人才却广泛的受 到了重用。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所作的上秦王嬴政的书信中说“昔缪公求士，西取由 余于我，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了者，不产于秦，而缪 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的确，百里奚、蹇叔、山余、丕豹、公孙枝、白乙丙、西 乞术、孟明视、范雎、张仪、商鞅、吕不韦、李斯这若干人等，他们中有的来自敌国晋，如 丕豹；有戎人，如山余；又如百里奚为晋献公俘虏，秦穆公“以五（美殳）羊皮赎之”，“受 之国政，号曰五（美殳）大夫”（史记）。他们皆非秦人，但又仕于秦，为秦国达成霸业立 下了汗马功劳。而这在别国，尤其是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到战国时代，提倡“贤贤”，反 对“亲亲”，主张“尊贤使能”，已成为时代的强音。墨子专以“尚贤”名其篇章，旗帜鲜明地反 对“工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墨子尚贤中）孟子也认识到尊贤使能 的政策会破坏宗法制下的尊卑亲亲关系，但他看到在这样的时代是不得已的，警告国君应谨 慎从事“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孟子梁惠王下）正因 为尊贤使能要破坏血缘亲族中尊卑亲亲关系，所以在这实施过程中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秦 国因宗法制不健全，早在春秋秦穆公时代便打破尊卑亲亲关系，秦君多能突破“亲”、“贵” 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