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性别失衡治理的研究预设及其反思

性别失衡治理的研究预设及其反思 性别失衡治理的研究预设及其反思 一作为国家层面持续关注的一项人口战略，中国性别失 衡的治理已经全面推进，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 化，也面临理念拓展和视角更新的挑战。尽管传统性别失衡研究重视 性别问题，特别是男女之间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表现及影响；相对而 言，存在忽视性的行为和实践的倾向。近期研究开始强调将“性” sexuality引入性别失衡研究及其治理的重要性，然而，主流性 别失衡研究探讨性的问题，一般仍基于两个预设一是对于“普婚制” 的强调。婚姻不仅具有经济保障和稳定情感的功能，也被定义为获得 性欲满足最具合法性的途径和场所。性别失衡形成婚姻挤压的情况下， 大量失婚男性面临性的压抑，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导致这 一弱势群体针对女性犯罪率的上升，出现心理失范，成为HIV/AIDS 的易感人群。二是对于性的等级的遵循。性实践被区分为正常的性和 危险的性婚外的性，包括多性伴、买性卖性、临时的性以及同性恋、 双性恋的性行为被标签为“不安全性行为”或者“高风险性行为”。 这样的命名方式，反映的不仅是研究者基于研究发现的客观陈述，也 包含基于性的基本预设而形成的价值评判。主流性别失衡研究 关于性的基本预设，在针对性别失衡背景下男男性行为的研究中表现 无遗。婚姻挤压产生了大量“非自愿单身汉”，这些未婚成年男性由 于缺乏异性伴侣，会不会转向同性寻求性欲的满足这样一个曾经引 发媒体讨论的猜想，得到了近期主流性别失衡研究的证实。以杨雪燕 团队的研究为例，其在安徽［2］和西安［3］分别对身在农村和流入城市 的大龄未婚男性人群展开研究，得到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性别失衡所带 来的婚姻挤压会使这一人群中的男男性行为增加。研究特别调查了大 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实践，尤其是安全套的使用情况，通过与已婚男 性的比较，指出大龄未婚男性的男男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是对公 共安全的威胁。仔细研读上述研究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不难发 现主流性别失衡研究关于性的基本预设对研究发现及其阐释有重要 影响第一，表现为这项研究对“不安全性行为”和“高风险性行为” 的意义建构。目前，学界有关HIV/AIDS传播过程中“不安全行为” 或“高风险行为”，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是与他人发生体液交换的行 为。然而，当分析未婚男性和已婚男性安全套使用频率的差别时，文 章写道“未婚男性和已婚分居男性中，更易发生多性伴、买性、临时 性伴、同性性伴、双性性伴等不安全性行为，他们使用安全套的频度 也随之增加” [4]。谈及年龄和流动时间对于性行为的影响，文章写 道“35岁以下的人属于性活跃期，发生高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流动时间较长的人当中发生高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他们 可能更常使用安全套以防范风险” [5]o文章对于“不安全性行为” 和“高风险性行为”的建构，显然并非以安全套的使用作为标准，参 照的是发生在婚内“正常稳定的性生活”。第二，西安研究的数据已 经显示“是否发生过同性性行为对安全套使用频度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即发生过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比未发生过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更频 繁地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6]o但杨雪燕团队对数据的解读却通 过将同性性行为界定为“不安全性行为”和“高风险性行为”，得出 男男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的结论。笔者只能 理解为主流性别失衡研究关于性的基本预设的影响过于根深蒂固，才 使得研究结论与数据发现不相一致第三，如果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婚 姻挤压，的确会使大龄未婚人群中的男男性行为增加，那么增加的这 部分发生在男性之间的亲密行为，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传统主流性 别失衡研究强调的只是一种意义，那就是可能促使艾滋病的传播，带 来公共安全的威胁。二在多元性存在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男男性行为可否存在另外的解读不同的解读对遭受婚姻挤压的目 标人群的日常生活存在怎样的意义这样新的意义揭示对研究者的 后续研究以及决策者的政策制定，能够带来怎样的启示 多元 性存在的出现和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正如黄盈盈 所揭示的，除了性实践的多样性，性身份认同也趋于多元。以同性恋 群体为主的性少数人群，普遍确立了 “同志”的身份认同，不仅在城 市中建立了自己的社区、网络和组织，开创了不同于异性恋主流人群 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模式，而且权利诉求的表达也更加积极和公开。 [7]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性别失衡研究需要跳出“性少数人群就 是HIV和STDs传播高危人群”主流观点的局限，探讨目标人群日常 行为背后新的意义和可能性。杨雪燕团队发现的男男性行为的增加， 对于那些遭受婚姻挤压的“非自愿单身汉”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 缺乏必要的安全性行为的知识和措施,这将增加感染和传播HIV/AIDS 的风险，笔者对此并不否认。除此之外，男男性行为的发生，也可能 为这一弱势群体的孤寂生活带来生理的满足和情感的慰藉，哪怕这样 的满足和慰藉由于社会大众的难以接纳而背负污名；甚至，在围绕同 性恋的新的话语和实践的影响下，这些大龄未婚男性之间的同性行为 成为建立新的苯密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起点。在杨雪燕团队的研究中， 也发现大龄未婚男性所增加的男男性行为中，部分是因为本身具有同 性的性取向而主动选择不婚。多元性存在视角的引入，促使笔 者思考治理性别失衡问题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性别失衡的后果预测 常常集中在性的失范方面，包括性压抑导致的心理问题，针对女性的 性犯罪，性病的感染与传播，甚至包括不能完全为主流认知所接受的 男男性行为。社会学视角下的“性”强调其具有的社会属性，即“性” 对性别失衡并没有直接的作用，而是通过与性别、婚姻、家庭以及社 会不平等等制度联系发生影响。目前性别失衡的研究路径很大程度上 围绕男女两性婚姻议题展开，治理也集中在改善成婚条件，扩大婚姻 年龄差，增加失婚男性的配偶资源等婚姻应对策略上。⑻然而，婚 姻制度在现代社会运行得如何在离婚率节节攀升、社会阶层分化剧 烈的背景下，婚姻多大程度上还能够实现人们所期待的那些经济和情 感的功能进一步讲，失婚男性遭遇的现实困境，包括心理和行为失 范以及社会歧视，是否本身就是“普婚制”压迫性带来的一个后果呢 分析和治理性别失衡问题的核心，应当是实现弱势人群的社会整合。 当前性别失衡研究聚焦婚姻议题，也是认识到缔结婚姻和组建家庭是 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那么，在婚姻之外，是否还能够存在其他 形式推动社会整合的制度性安排现有法律、政策和社会层面提供的 整合机制，我们如何能够使之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而不是 排斥性和压迫性通过纳入性多元和性权利的视角，尊重和承认性的 差异，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性别比失衡的问题。“非自愿单身汉”面 临的婚姻挤压，需要从根源上拓宽社会整合的渠道，减少“普婚”的 压力，让选择其他生活方式的人们同样可以快乐地生活。目前 主流性别失衡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人口学的量性研究方法。这 种方法在揭示整体人口特征和趋势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也会导致对 局部和微观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不敏感，包括本文着力讨论的男男 性行为的特征和意义。笔者建议在后续研究中，正视大龄未婚男性人 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