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自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以来，以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之进步而否认中国古代 科学之风盛行，真可谓是数典忘祖。 人类文化学家一致公认，制陶术之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的一项伟 大功绩。处在狩猎采集的游动性社会中，并没有使用陶器的必然需求。而伴随着 农业生产的来临，存储和加工粮食的日常需求，是催生制陶术的现实因素。罗伯 特路威指出，真正的陶器不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找不到痕迹。甚至可以用陶器 之有无和科技之高下来判断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他还认为从初级的手工制陶到 采用陶轮技术，这是公元前3000年由埃及人发明的，后传播到西亚地区，又进 而转播到了中国。 近代中国考古学发现对于上述制陶术传播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从年代上 看，1977年江苏漂水县白马回峰山发现红陶片的测定年代为距今10000年左右, 类似的早期陶片还见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下层。均表示长江流域万年前已使 用陶器。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陶器制作已相当成熟，在手工制作的基础 上发展出慢轮修整技术，陶器造型规整均匀，圆度好，器壁厚薄适中。其孤度自 上到下也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轴。河姆渡文化后期遗址中发现“木筒”，似乎就是 转轮之下的“套筒”，有一种推测认为这就是原始陶车的雏形。果真如此的话， 中国的陶轮技术先于文明而产生，比古埃及早了数千年。另外，在太湖地区的良 渚文化中，所出土陶器已普遍采用了轮制工艺。北方的大汶口文化显示，从早期 遗存到晚期遗存，轮制陶器的比例逐渐增大，以致能够制出薄胎磨光黑陶器，胎 厚仅一至二毫米左右，“均”的程度已相当惊人。稍后的龙山文化，制陶技术上 又超过大汶口文化晚期。典型龙山文化，其陶器特征是轮制极为发达，故使器 形浑圆、胎壁厚薄均匀，器身各部比例均匀，和谐，造型规整、优美；陶色纯正, 表里透黑，火候高。以上材料足以说明，中国南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已普遍发展 出陶轮技术，并从其生产经验中派生出有关“旋转”、“运行”、“均匀”、“匀 称”等相关的观念，成为后人取壁连类的基型。 事实上，陶轮技术的意义其深远并不限制于制陶方面。利普斯认为“陶轮 的发明和所有轮子的发明一样，具有革命性，所利用的机械原理在自然界中是没 有先例的，它的发现是人类想象力的胜利，而不是模仿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现 象。”诗经小雅节南山有“秉国之均，四方是维”的比喻，即用操纵制陶 之转轮来类比执掌国政。陶器胎壁制作上要求均平、均匀，这也是成为“均”和 “钧”二字常用的引申义，如庄子齐物论在朝三暮四之寓言后总结说“是 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天钧”者，自然均平之理也。 庄子以为，有人费尽心智以谋求“一致”，却不知道它们本就是相同的，这就是 所谓“朝三”。何谓“朝三”呢有个养猴老人给候子分发橡子。他说“早上 给三升，晚上给四升。”众拂猴都愤怒。养猴老人改口说“那就早上给四升， 晚上给三升。”众筋猴都高兴。名和实都没有减少，但筋猴们的喜怒却因变换 言辞而前后不同。也不过是顺着拂猴心理习惯罢了。所以圣人在是与非之间调和， 随顺自然，保持均衡，这就叫做“两行”。管子七法亦云“不明于则， 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就是说，不掌握“则” 想要立法定制，就如同把测时标杆插在转动的陶轮上，摇晃竹竿却想稳定其末端 -样。可见陶轮对于先秦思想家来说具有取象设喻的充分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 说，陶轮技术发明，犹如牛顿力学的伟大发现，能够充分激发人类无以伦比的想 象力。 由此看来，否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存在，是背离客观史实的。遗憾的是， 像梁漱溟这样被人尊崇的国学大师也有这种思想，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叹 应该说，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我们还知之甚少，有待中国科学史家去深 入发掘。初步的印象是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总的来说不如 其他文明古国，但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十分明 显的飞跃，经过秦到汉，总的水平上就迅速地跃居世界前列，有许多方面超过了 其他国家和地区数百年以至一千多年之久，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 在农业技术和农学、生物学方面。中国古代农业向称发达。中国古代农学著 作数量很多，为古代世界各国之冠，包括已散佚的，已知有370多种。最早的大 约是战国时期的神农和野老，因今已不存，内容不得而知。现存最早的 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的门客所编吕式春秋（前239年）中的上农、任 地、辩土和审时四篇。这几篇著作主要论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农业 生产中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在理论上有重要价值。 两汉时期的汜胜之书是当时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经 验的总结。公元六世纪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素系统地总结了农、林、牧、 副、渔各方面的经验，有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所载的一些农学和生物学知识在世 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达一千多年。此外，元代王祯的农书（约1313年）、明 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年）等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学著作，这些著 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水利 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约于公元前597 年建成的在今安徽寿县内的水利工程是见于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 程，据说建成后“陂径百里，灌田万倾”。位于四川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工程是 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大约建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都江堰工程的规划设计达 到了很高水平，又有一套科学的维修和管理制度，历史两千多年，至今仍发挥效 益，在水利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天文学，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主要是由于生产的需要，也有占星的迷信活 动掺杂其间，我们的古人也很早就进行了天文观测。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也出现在 我国。约公元前360前350年间，战国时期的甘德和石申分别著有天文星占 和天文，各载有数百颗恒星的方位，可惜原书均已佚。敦煌石窟中发现的约 公元八世纪的星图是以圆筒投影法画出的，载星共1350颗。遗憾的是，此星图 亦已被盗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 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有很好的连续性，资料也保存的比较完整。这些资料已 成为现代天文学界十分珍视的宝贵遗产。例如，据统计，自春秋至清初，中国日 食记录约有1000次，月食记录约有900次。新星和超新星自商代至十七世纪末 记有60多颗。宋代所记录的1054年金牛座超新星爆发资料，已被用来证实现在 所观察到的蟹状星云即超新星爆发的产物，对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有重要参考。那 时的欧洲还处在唐吉柯德攻打磨坊风车，挑战羊群的愚昧时代。 中国古代科学还有四大发明，即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四大发明，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业绩，它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举世公认难以估量。 数千年来，我们的先人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了夺目的篇章。虽然我国科学技 术的总体水平曾经与一些文明古国有一定的差距。但以春秋战国时期为转机，我 们很快就赶了上去，大体上到了秦汉时期就走到了世界前列，并且在很长时期内 保持了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