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北京历史发展

地理环境与北京历史发展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1 9-15 【分类号】K91 【分类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611 r作者】李淑兰 【摘要】 在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界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关系。北京社会经济 的发展、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文化特点的形成，无一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北京地区各族民众在适 应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取得了突出的业绩。 【关键词】 地理环境 社会经济活动 全国政治中心 地方文化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命 题在地方史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北京［①］区域环境与其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谈谈个人 粗浅看法。 1 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 可以理解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地理环境指的是作为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依托的自然界。 从上述意义来讲，我们应该从社会经济活动当中考察地理环境与北京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一、北京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人类文明的地区之一 这一历史特点的形成是与本地区的地理 环境分不开的。北京远古时代优良的地理环境为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基本条件。 至少在6 7 0 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形成了今日地貌发育的雏形。［②］在更新世这里已存在许多哺乳动 物，仅从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就有9 9个种类。［③］从生物演化的进程来看，哺乳动物的存 在意味着距离人类的出现已为期不远了。 原始人类出现就同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必须从自然界找到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和居息 处所。据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在更新世中期周口店一带属于高山与平原、森林与草原交 接的丘陵地区，山区的石灰岩洞穴是猿人理想的住所。气候较今日温暖湿润，动物种类很多，有大量的被 子植物，为原始人类提供了 “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更多地依附于自然 界，这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④］因此，周口店地区早在5 0多万年前成为原始人类生活的 地区决不是偶然的，是地理环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除了西部山区之外，数十万年前北部山区也有人 类祖先居住［⑤ 从原始文化遗存的分布看，远古先民们主要活动在低山区或丘陵地带，而且靠近河湖水域。北京猿人遗 址附近有周口店河，怀柔县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散见于汤河水域，平谷县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则分 布于洵河流域。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从山区洞穴转移到近山的台地或河谷地带定居，开始从事原始 农业、畜牧业生产，土地、水源对人们显得更为重要。这时人类的遗址或遗物基本上沿着现今流经北京地 区的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五大水系分布于北部和西部郊区县。［⑥］ 第二、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要有一定的地理条件作基础根据一般规律，选择 城址要考虑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三个必要的条件。现已发现的北京地区最早的古城址距今有3 0 0 0多年。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对当时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交通情况作过具体分析，［⑦］那时 北京小平原三面环山，正南一面通向华北大平原。由于东南面有大片沼泽，难以通行，所以华北大平原与 北京小平原之间唯一的通道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行进。从考古资料可知，北京地区早期存的两座 重要城市，即董家林古城与蓟城都座在这条南北交通线上。董家林城地处西山脚下的高台平地上，三面临 水，大石河（今琉璃河）紧靠城南流过，从城垣遗址看到南面墙基已被大石河水冲毁。尽管蓟城城址难以 具体确定，但知大体在今日北京城区的西南部，比位于房山琉璃河一带的董家林古城更为优越。蓟城已深 入北京小平原的腹地，便于控制从这里南下、北上、东出的交通，而且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脊部，符合“高 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⑧］的条件。金代以前北京城址都是在东周时期蓟城城址基础上扩 展与移动。这是同早期蓟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分不开的。后来，元大都城址选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郊，从莲 花池水系迁移到高粱河水系［⑨］,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既可找到新的水源，解决漕运及城市生 活供水问题，又能美化城市环境。 第三、地理环境影响着北京地区形成多样化的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不同的公社 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 也就各不相同。”北京地区早期经济结构的形成正如上述情况，直接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制约。其地理方位是 南接中原，北连朔漠，东面近海，西邻太行。地貌类型复杂，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皆有，气候、土壤、 水文均有差别。永定河等水系按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扇形分布。这样的地理条件绝不可能形成单一 的经济结构，必然是多种经济并存。 先秦时期的蓟城地区农牧经济并重，“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⑩］丘陵地区有“枣栗之饶”，史 书记载“燕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①①］附近山区盛产矿石，这里很早以前手工业就很 发达，金属冶铸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近海地区还有“渔盐”之利。秦汉以后，这里与中原地区进一 步加强政治、经济的联系，中央政府在蓟城以北的郡县组织屯田守边，使农业得到更快的发展，成为这一 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古渔阳郡属狐奴县，地势平坦，有沽水与鲍丘水流经此处，水源充沛。东汉渔阳太 守张堪在该地区组织屯田，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开垦农田达8 0 0 0多顷，产生了积极的后果，不 仅促进汉代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不同经济区彼此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促进地区之间商品交换的发展。北京自古成为“勃碣之间一都会”， 既是中原与塞北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商贸集散的中心。经过1 0 0 0多年的开发，这个地区在隋唐时 期已形成了以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农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多种经济并存的封建地方经济体系，不窥 天下之产自可封殖”。［①②］ 以上三个方面，使我们从社会经济领域看到地理环境对北京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人对自然界只存在单方面的依附关系。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制造工具，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的能 力，就同自然界形成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关系。从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中也不难看出生产工具的进 步与发展。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采用砸击法打制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平谷马家坟出土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工具，其加工打片技术已改进为锤击法，但是石器种类单调，只有单刃刮削器。［① ③］上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制工具更有明显的进步，不仅种类多样，加工方法也分打制、琢制、 磨制等多种。［①④］原始社会生产工具不断演进的过程表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不断增强，意味着劳 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在不断进步。 历史上，北京地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突出业绩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路桥建设早在秦帝国建立之时，为了加强国都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广修驰道，以咸 阳为中心起点“东穷燕齐”的驰道修到蓟城，按照规定“道广五十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