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理论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理论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一同构成我国金融系统中外银行间的竞争将更加干脆、激烈而我国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指标与欧美银行间相差悬殊究其缘由笔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悖论制度选择瓶颈、产权归属缺陷、激励机制扭曲是抑制其市场竞争实力提升的根本缘由一、规模经济悖论徐传谌、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分析了19942000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几乎都存在着规模不经济而其他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但其幅度越来越小；于良春、高波（2003）利用生存竞争法和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规模经济在中国银行业中的确存在但国有商业银行呈现一种规模不经济状态张健华（2003）利用DEA方法探讨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并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现象四大国有银行均处于规模酬劳递减区间因此从国内学者对中国金融业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觉国有商业银行的获利实力与其集中度是不相匹配的即中国金融市场银行业的集中度、市场份额与绩效联系不紧密（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负相关）或者说事实上存在着规模不经济而依据Smirlock（1985）、Evanoff和Fortier（1988）等人的探讨美国银行业市场份额与赢利性之间一般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欧洲银行业探讨也显示市场集中度对银行赢利具有正效应但是国内学者对于中国金融业分析所得结论则不尽相同一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集中率很高但利润指标却很低；二是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来讲则是集中度较高利润率也较高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体制所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脱胎于支配经济时代的人民银行成立时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规模和近乎100％的市场份额国有商业银行依据所服务的行业进行专业分工、业务条块分割几乎不存在竞争很简单扩散规模长期以来资金是我国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国有商业银行有责任尽可能多地汲取储蓄资金投入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以促进经济增长加之中心银行制定的利率和信贷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银行规模的扩张使得国有商业银行走上了一条重数量扩张、轻经济效益的发展道路因此我国银行业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并不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具有很强的历史背景和政策因素；国有商业银行的巨大规模也并非由规模收益长期积累转化而来这样大的银行规模也就不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指标回报更为严峻的是国有商业银行担当着扶持亏损企业、维持社会安定等很多一经放贷就会成为呆账、坏账的政策性贷款再加银行90％放贷给国有企业的贷款也因国企效益低下大量银行贷款变为不良贷款致使国有银行盈利实力不强经营业绩指标有违反产业组织理论中因果关系的假设倾向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刺激了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使得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遭到损坏造成我国银行业的绩效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以至中国金融业存在着规模经济悖论最终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实力的提升二、产权归属缺陷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由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在产权归属性上的三位一体即其终结产权皆归属于中心政府而中心政府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产权经营管理体制使得国有产权的经营管理呈现出风险的“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则可以将其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通过种种途径转嫁给终结产权全部者中心政府也就是说国有产权属性弱化了国有企业信贷融资时信息不对称风险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必定确定其信贷需求的剧烈性、迫切性和非经济理性同时国有银行在信贷资金供应时也会因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而无需过多考虑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尽可能地满意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信贷需求这其中的道理自不待言即因信息不对称问题所造成的国有银行信贷资金风险最终会由终极产权全部者中心政府担当与化解这种风险转移与化解可以从中国目前所实施的国有企业破产制度和企业的“债转股”等政策措施窥见一斑同样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归属性也同样确定了国有银行自身必定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没有按风险与收益原则来甄别信贷对象且银行监管机制不健全使得国有银行信贷资金风险增大不良资产的比例过高相反对于充溢活力、在肯定程度上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又存在巨大金融缺口的非国有企业信贷需求由于产权归属性的不同国有银行不能名正言顺地、顺当地将其信贷风险转嫁给中心政府信贷业务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增加（如中国现行的法规就规定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呆坏账不能核销）国有银行就不得不考虑非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国有银行的负责人担忧假如一笔给私营企业的贷款出了问题有可能被误认为收了对方的贿赂使得国有银行负责人在对非国有企业办理信贷业务时更怕担当正常的信贷风险所以国有银行在发放信贷给非国有企业之前则会特别慎重地选择与甄别信贷对象实行种种限制条款与防范措施尽可能地降低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减轻信贷的逆向选择风险；在信贷发放之后国有银行则会加强监管力度以防范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由此也导致交易成本（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相比）增加由于非国有企业的信贷业务的风险性和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国有银行又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因此国有银行比较偏好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而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供应则持有特别、甚至过分谨慎的看法或不主动支持的看法非国有企业难以得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银行信贷供求关系被人为地、制度性地扭曲以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好像形成这样一个怪圈放权让利→内部人限制→不良贷款巨额递增→加强监管→信贷紧缩→创建新的不良资产我国金融业之所以形成上述两难逆境其缘由之一是国有银行产权主体虚置现代企业理论要求全部人和债权人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约束而国有银行的全部权是由中心政府和地方政府代表行使的银行的债权人主要是储蓄的居民经营权驾驭在银行经理手中全部权和经营权相分别的结果必定存在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等问题银行经理在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主观动机驱使下他们为了自己或部门利益可能违规经营发放明知难以收回的贷款而产生的呆账最终由国家代表的全部权人担当其缘由之二是国有银行托付代理链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中心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一般是通过中间人（中间人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各级主管部门）来进行中间人相对于上一级来说是代理人相对于下一级或银行来说是托付人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托付一一代理链但是在这个托付代理链中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首先中心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享有绝大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但它都并不干脆担当监控基层国有银行的任务中间人则相反他们享有的剩余索取权远远不能和其拥有的决策权相匹配而现存的银行管理制度未能对中间人构成强有力的约束所以中间人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利益获得瓜分基层国有银行的剩余同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创租”和“抽租”现象其次基层国有银行的内部人他们享受的是近乎固定的酬劳银行剩余的多寡和他们自身利益关系甚微所以国有银行自上而下的多层级的托付关系和自下而上的多层级的代理关系的国有产权制度支配明显不能调动银行经理努力找寻良好项目的投资主动性而银行经理可以利用对信贷资金的限制权把银行的利益转化为更多的自身利益不遗余力地谋求个人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