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的意义

“绅商”的意义 “绅商”的意义 所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用中国老话说就是“绅商”，是从传 统商人演化而来的新商人。过往几十年，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资 产阶级，以为这个阶级是一个矛盾体，既具有引领中国进步的革命性， 又对旧势力总是妥协。革命性与妥协性矛盾交织，因而使近代中国总 是裹足不前，循环往复。 传统中国，是一个由“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构成的“四民社 会”。其中，士的地位最高，排行第一；商的地位最低，排行最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人传统太悠久了，能 力太无敌了。 读史记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拥有 繁华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 的是，中国商人似乎具有“大商人”的潜质，真正的商人从来不斤斤 于蝇头小利，要做的是大生意，而最大的生意无疑类似于吕不韦那样 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长期持有，不断增持。 或许因为中国商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所以当秦汉王朝统一中国后, 真正威胁中央集权的，并不是那些文弱书生，而是那些纵横择阖的商 人。政治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如果放任商人，中央集权势必瓦解，中 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 较可怕的事。所以，到了西汉中期，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上 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那时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统 统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以此遏制商业资本增 长，遏制商人势力。传统中国将商人列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末， 从这里或许能够获得一点启示一一对商人资本的遏制有助于传统中 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 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中国不得不进入近代门槛后，商业资本 不再是社会结构的破坏力量，不再是扰乱政治的武器。传统商人在近 代中国逐渐脱颖而出，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 来对政治的敏锐观察及判断力，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阶级，成为 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 历史主义的观察近代中国绅商，他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先富阶 级”，而且因为职业，他们对外国最了解，他们最早接受商业中的契 约原则，重信誉重然诺，尊重国际通行商业规则。 与国际资本亲密接触，导致近代中国绅商阶层具有很不一般的国 际视野和世界意识，他们知道世界走到了哪一步，也知道中国应该怎 样走。所以当中国在1870、1880年代还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洋务 新政巨大成功时，先知先觉的绅商就敏锐发现了那种增长方式不可持 续，建议朝廷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为中国即便不能像日本那样转身 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融入西方，但也不能刻意强调中国本位， 强调特色。中国必须遵循人类共有价值理念，必须遵循工业革命后人 类一切文明发现和制度创造。 这批绅商我们后来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他们中的王韬、冯桂 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 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经历或天赋，或与商人有过密切交往，或本人就是 大商人。像郑观应，本来就是红顶商人，是招商局的“高管”，是地 地道道的白领或买办。他们在经商同时或之余广泛阅读，深入思考, 比较中西，总是想着为中国提供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就是他经商之余的读书体会，谈教 育，谈海防，谈商务，谈商战，一个个具体问题迫使郑观应深入思索， 他又把这些思索写出来影响社会。他的这些看法在1880年代被知识 界视为警世良言，但并没有引起政治层面的重视。直至甲午战败，人 们重新阅读郑观应这些振聋发履名篇时，人们无不后悔当年没有注意 到这些逆耳之言，无不后悔当年陶醉在虚假繁荣中的无知与偏见。 思想上的超前与引领，是绅商阶层在近代中国的巨大贡献，此后 谈洋务，谈变革，谈维新，谈教育，谈实业，谈资本，中国社会各个 层面都受到绅商阶层深刻影响。直至武昌起义，如果没有绅商阶层的 回应和支持，就不可能有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有南北妥协、清帝退 位。 绅商在晚清二十年政治变革中功绩巨大，张睿就是绅商的杰出代 表，他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应该君主立宪，当君主立宪之路实在走不通 时，他又知道怎样引领中国和平安全走向共和。我们从张睿身上看 到了革命性与妥协性的完美结合。那不是缺点，而是优点。革命性使 绅商不拘泥于传统，知道追赶世界潮流；妥协性使他们不偏激不冒进。 当改革没有最后绝望时绝不轻言放弃，当革命潮流不可阻挡时绝不自 不量力螳臂挡车。 绅商的意义，应该从这个层面去体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