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1

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 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 李京丽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新闻教育中不仅要有“业”的传授，更要有“人”的教育。中国未来的新闻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在双重管理体制和新媒体环境中的自我身份问题。体制身份、市场身份、社会身份多重身份调适不当，将给新闻人带来身份焦虑。因此，新闻教育中对新闻人身份意识的唤起和传递，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目前新闻教育而言，理论教育、情境代入、新闻实践中的身份体证，是进行身份意识唤起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新闻学教育；身份意识；唤起 作者简介李京丽（1979-），女，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传播、广告学、文化与传媒。 20XX年是传统媒体及新闻人充满焦虑的一年，尤其是有关新闻人本身的报道充斥着两个关键词语“死亡”、“转行”。从20XX年4月中旬因为癌症去世的南都首席记者过国亮开始，连续20多天时间里，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肖益涵、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宋斌、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敬武、广州日报社社长汤应武都先后去世。几个月后的10月19日，南都副总编王钧因病去世。在这些死亡的信息背后，隐藏着的词汇是“抑郁症”、“自杀”、“突发疾病”、“压力”、“亚健康”。他们中年纪最轻的31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50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将媒体人的系列自杀事件列为“20XX年度十大文化事件”第一位“近20名媒体人自杀病亡，形成90年代以来第二次死亡骨牌”。 与“死亡”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转行”新浪总编辑老沉加盟小米；财新罗昌平改行创业新媒体；20XX年12月，新周刊标志性人物封新城，也卸下了执行主编的头衔。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去世与转行的这一批媒体人，大多数来自传统媒体，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一现象是职业本身沉重的压力还是个人生活的不善调适是体制所带来的无形焦虑还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是媒体人的自我救赎还是传统媒体一场残酷而盛大的告别 “死亡”、“转行”这两个关键词带给传媒业沉重的刺激，焦虑弥漫开来，并且很快就传递到了大学课堂。“转专业”、“毕业后不从事传媒行业”成为大学新闻专业部分学生的新选择。除了感慨、惋惜、迎接和拥抱新媒体，我们的新闻教育是否还应该有更深一些的思考毕竟，传统媒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终结，它还只是不断变换的新传媒世界的第一个祭奠品，它还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新闻教育在欢呼和拥抱新媒体的同时，是否应该思考以某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未来的新闻人们，来以平和的心态应对新媒体以及不断出现和创新的新新媒体们否则传媒行业一切的技术和内容的更迭创新都只会不断重复“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剧。 一、新闻教育的基本使命 早在20XX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周年诞辰举办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世界近六十家新闻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和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1] 这个教育目标总体可以概括为两大层面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文化修养与业务技艺。也即是说，新闻教育不仅是“业”的教育，还包括“人”的教育，新闻教育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新闻价值观的传递。这种价值观既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新闻行业职业道德的认知和坚守等外部价值观，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新闻人（或准新闻人）的身份认知。这种身份认知，是新闻人或准新闻人对自身及其职业身份所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和抉择。明确的身份意识，是新闻工作者价值观的基底，有利于新闻学子进行明确的职业选择与规划，有助于建立职业自信，有助于新闻人在职业困惑与转型中的自我认知。 这一非常重要的价值维度，是“新闻人”中“人”的成长与确立过程，是新闻人“自我”的确立，但却往往容易被忽视。 二、新闻人的身份 1.身份的价值。根据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中的界定，身份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2]就新闻教育而言，更多指的是新闻工作者（潜在新闻工作者）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位置定位。具体到新闻工作，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在具体新闻事件的发生和传播过程中所持有的立场、自我身份认知和角色参与感。因此，新闻人的身份意识，既体现着新闻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与被认可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新闻人的职业价值。 2.行业职能定位与身份的形成。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提到“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3]在这里，黑格尔区分了定性科学职能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它与其他事物或领域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另一种思路，抛开与其他事物关系的定性，而只从其本身来确定它的职能。[4] 沿着第一种思路，新闻工作的职能由它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来进行界定。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中，我国的新闻领域从所有权上属于国有，但又往往被视为三方的重要沟通系统。因此，以新闻领域为核心的传媒系统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第四系统”或者“第四种力量”，这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新闻人的身份。在我国“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传媒机构中，新闻人身份的多重性体现得更为典型。新闻人既是市场化传媒机构的员工，也有着强烈的依附于体制的特点，新闻人既有自身的专业立场和选择，但也不得不考虑政府的需求和社会的期待。因此，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是一个多元而复合性的存在，它由以下几个身份共同决定和形成（1）体制身份。即我国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机构的属性所决定的新闻人的身份，体制身份是一切合法性的前提。在我国，党报和党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媒体机构要担负起传播党政路线方针政策、通达社情民意的职责，新闻人则相应承担时政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引导职能。在市场化传媒机构，其要求虽然与党媒有所不同，但一样要担负起党政喉舌的职能，进行舆论引导，完成宣传任务，遵循相关新闻传播纪律。因此，新闻人具有非常明确的体制身份，就算是体制外（即采用聘用制度管理）的新闻人，一样具有鲜明的体制色彩。（2）市场身份。从市场经济角度，新闻人是传媒机构的员工，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传播者，其工作行为不仅要对传媒机构负责，更要对面向自己的受众或用户负责，否则传媒机构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从传媒机构的内部管理角度来看，新闻人要跑新闻、写稿子、做推广、挣“工分”，把产品做得好看、好传播、有料，符合受众和用户的期待和需求，这是新闻人的“饭碗”。（3）社会身份。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情权，是新闻人从事新闻工作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一说法的潜在意义是，新闻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要在基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