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阐释多元化诗学生成及意义.docx

文学阐释多元化诗学生成及意义 一、引言 “见仁见智”的说法最早见于上古占筮之书易系辞，反映的是人们对同一事物“道”的不同理解和接受，它率先从哲学角度为文学解读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阐释中，李商隐的锦瑟和杜甫的秋兴八首虽然表征了不同风格，前者以晦涩朦胧、兴寄遥深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写实性见长，但二人同样引起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人毕沅在杜诗镜铨序以杜诗为何“不可注，亦不必注”为例，揭示了“见仁见智”的诸多因素，其曰“后人未读公所读之书，未历公所历之境，徒事管窥蠡测，穿凿附会，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痴人说梦，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毫无当也。此公诗之不可注也。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醇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诗之不必注也。”［１］１－２“不可注、不必注”，并非指杜诗无法和无需作文字的疏通，而是指其诗内蕴深厚，意旨灵活多变，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学识修养和需要进行“深思而自得”。作者依凭自身渊博的才学，用诗化的语言涵咏情性、抒写复杂的阅历，并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加以处理后，所形成的文本自然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僵死对象，而是一个留下了无数空白点与未定点，有待读者发挥想象填充的框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提出以作品为中心，分别将世界、艺术家、欣赏者联系起来，“作者、文本、读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响着意义的形成。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只能来自所有这些要求的综合、所有这些力量的暂时的平衡和协调一致，来自从视野融合的瞬间产生出来的学识和修养”［２］２５６，诸要素只有达到完全融合的程度，意义才能高度地前后一致，然而文学的本质和作者、读者自身的主观性却决定了各环节间差距的绝对存在，那么多元阐释成为释义方式也就不足为奇。 二、文本的开放性结构和作者“原意”的未定性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谈到易之“象”与诗之“兴”的密切联系，并由此提出“象喻性文本”的说法。当读者在不知文本作者且作者“原意”未能确定时才可相对自由地独抒己见。作者“原意”难以捕捉，首先在于语言文字表意的局限性。系辞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陆机文赋亦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语言表达不管推敲到什么程度，其表意准确性、完整性都只能在一定范畴内相较而言，既然“原意”不可尽数传达，无形中读者便会全面搜寻最贴近“原意”的“言外之意”，以期最大限度地把握作者之意。同时表述的受限与语言的不定性、暗示性相辅相成，像“意之所随者”这类幽微的至理至情根本无法用言语说出来，就无须执着于文字书写的面面俱到。同时古代诗学以婉转蕴藉地抒发情志为崇高目标，似言非言的有限字句使作者的意思异化，这也给多种有效阐释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文学是语言为物化载体的社会心理的形象化表现，诗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以情感为其生命。作者在想象力的推动下，将酝酿心底的情感、愿望由内向外灌注进一个个可视的文字意象或形象中，形成诗意化的氛围，读者从中能体验到其存在，却无法把这朦胧飘忽的情愫一一还原为具体的事和物，沈珩说“窃惟注杜之难，莫难于得少陵一生真心迹。盖其忠君爱国之诚，忧时伤事之切，羁愁感叹，一一发为咏歌，笔墨之光，若隐若见。百世而下，大都凭诸臆测，穿凿傅会，人竞所长，不知庐山面目，孰是得其真者”［３］３６０，又“性情万变，诗亦如之。试读三百篇，宁可持概而量哉。”（杜诗笺选旧序）［４］１，此处的“真心迹”与流动不定的性情是读者最难以把握的。作者常常运用“兴”这种手法加强文字的不确指性，从而延长读者和文本间的距离。“兴”义复杂难辨，它和易之“象”在意象系统和象征等取象方法上极为相近，都具有“变而通之”的特征和以小喻大、以少喻多的效果等，并最终指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式的理解。文心雕龙比兴曰“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５］６０１，孔颖达进一步释之“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６］３“兴”代表了“假象以见义”，“以想象体式概念”的创作理念，要求作品要有含蓄委婉的情思。同时“兴”预示着抽象意义的相似性，使人读之深感“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诗品序）。杜诗难解以秋兴为首，正是源于能指（语言文字）与所指（意旨思致）间的不定性、模糊性以及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周樽评论杜诗说“顾公诗包罗宏富，含蓄深远，其文约，其词微，称名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亦有如太史公之称屈原者”［１］６。“兴”还意味着无意为文的态度，杜甫集中便有不少因情为文之作，陶开虞说杜曰“少陵一饭不忘君，固也，然兴会所及，往往在有心无心之间，乃注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即梦中叹息，病里呻吟，必曰关系朝政，反觉少陵胸中多少凝滞，没却洒落襟怀矣”［７］２３３８。作者借鉴“象”、“兴”手法，用文字符号的象的集合构设出一个留下了无数空白点的文本。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读者凭借获知的部分表层信息（意象）调动“目击道存”的想象思维，设身处地揣摩体会作者之情，尽量捕捉文字背后潜藏的未知物（心象）。然而“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开向许多既有的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变的意义的活动。诗人写诗，无疑是要呈示他观、感所得的心象，但这个心象的全部存在事实与活动，不是文字可以规划固定的”［８］８１，文本不能与作者之思绝对吻合，且经过“兴”和其它修辞手法的润饰，加之字句中流动着复杂的主观情感，故确指固定的“原意”根本就不存在，语意的线条不断出现断裂与空缺，像杜甫、李商隐的部分诗歌都因此而让人捉摸不透。杜甫秋兴组诗第七首颔联“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织女、石鲸均为汉代昆明池固有之物，或以为此联仅是铺陈遗迹，并无衰残之感，或以为盛景衬托衰景，慨禁苑荒凉今非昔盛，金圣叹更以“织女机丝”喻作“防微杜渐之思不可不密”，“石鲸鳞甲”喻“强梁好逞之徒蠢蠢欲动”，且“东南江湖之间，变起不测”。“虚夜月”、“动秋风”给人一种摇晃动荡、凄凉孤寂的真实感觉，若以此景物反衬衰世之悲，并由此连及人主、国难、民生、乡情诸多方面也未尝不可。杜诗的妙处正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形成意脉的中断，使读者可言可解而不可言尽解尽，更不能将意义坐实，金氏之解固能引发，然未免穿凿死板，面对文本的开放结构和“原意”未定的情况，文学必将走上“见仁见智”的阐释之路。 三、读者的作用作者待阐注者笔，注者已登作者台文学意义要受到读者与文本相遇时再构建作用的影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其意义便由多方共同支配，即“作者待阐注者笔，注者已登作者台”（程师恭读杜诗详注）。读者“见仁见智”的理解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读者小于作者，由于读者与伟大作者生活在立体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无法对文本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全方位的把握，“读者在此立体世界中只会占到某一平面，而伟大的作者却会从平面中层层上透，透到我们平日所不曾到达的立体中的上层去了”［９］３２４，读者见到的只可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局部影像而已。后人多称杜诗“千汇万状，茹古涵今”，“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黄生白山杜诗说），又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