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制度的政策基础与功能冲突

劳动合同制度的政策基础与功能冲突 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已经成为现阶段劳动法律体系的核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因此，政府的劳动政策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甚巨。 劳动政策是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历史性概念，它是指政府爱护和培育劳动力的生产政策，它集中体现了政府规制劳动关系的基本理性。对劳动政策的分析不吝为一个宏大叙事的命题，学者探讨角度各不相同。David Lampton，Kenneth Lieberthal和Michel Oksenberg等人通过分析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探讨我国的经济政策改革与发展；[1]（P147-176）M.FrancisJohnston则通过对比我国中心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动工资改革和劳动合同制度过程中的不同举措，探讨我国政府行为的政治逻辑；[1]（P151）常凯、徐小洪、李琪等学者从劳动关系主体动身探讨我国劳动政策对相关主体利益之影响；[2]而从政策论角度来分析我国劳动政策如何影响劳动立法，尤其是针对我国劳动合同制度形成的政策基础与制度理性的探讨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相关文献中尚告阙如。 然而，在我国劳动关系的变革中，政府将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作为劳动政策实施的基本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以劳动合同制度为核心的劳动法律体系，因此，探讨劳动合同制度，不得不留意我国劳动政策之变迁，舍此则难免管窥之嫌。日本学者山下升在其中国劳动契约法的形成一书中以分析我国解雇制度为核心，在探讨我国大陆劳动政策历史演化过程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我国劳动合同制度形成的政策基础，为探讨我国劳动政策与劳动立法之间的逻辑联系供应了珍贵的思路。[3]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探讨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政策基础为核心，通过分析建国后不同历史时期劳动政策的变更和同时期相关立法，试图说明我国劳动政策的理性是如何定位劳动合同制度在我国劳动关系调整体系中的功能，以及这样的定位与劳动合同制度本身是否存在着功能性冲突。 一、中国劳动政策的历史演进和政策理性mdash;mdash;劳动合同制度的政策基础与功能定位 （一）我国劳动政策的历史演进mdash;mdash;劳动合同制度产生的政策基础 1.安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政策及其理性（1949年10月～1978年） （1）安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政策与劳动管理制度 建国尹始，百废待兴。面对大量的失业人员，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复原时期，留意三个方面的政策实施首先，废除普遍存在于航运、煤炭采掘行业的封建把头制度，并颁布中心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1950年10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1950年6月），建立新中国的劳动管理制度体系。[4]（P29）其次，实施失业保障政策，实行失业救济，颁布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1950年6月）、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暂行方法（1950年6月）、关于救济失业老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报告（1950年7月）、关于失业工人统一登记方法（1952年8月）和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确定（1950年8月）等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旨在消退大量失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以维护社会和新生政权的稳定，带有应急性措施的特点。[5]在失业问题基本解决、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之后，发展经济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定要以人为的扭曲市场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等）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为手段，这就解除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可能，而必需依靠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安排配置，传统安排经济体制因之产生。[6]与此相适应，我国当时的劳动政策严格限制企业的雇佣自由权和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实行安排管理的行政手段排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价格的调整，实现在价格扭曲的情形下劳动关系的运行，从而形成了工资安排管理体制和严格限制劳动力流淌的劳动管理制度。 第一，工资安排管理体制的形成 我国从20世纪50年头起先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1950年8月31日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提出以技术职务划分工资等级标准，并同意将“工资分”作为全国统一的计算单位。1956年劳动部召开全国工资工作会议，探讨实行新的工资制度mdash;mdash;mdash;八级工资制以替代工资分制度，确立以货币形式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基础。1956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工资改革的规定、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工资改革方案实施程序的通知等文件，正式实施八级工资制。由此，全国范围内的工业企业工人工资等级制度正式确立。而这种八级工资水平是较低的，企业也无权调整。为了在低工资水平下维持劳动力供应，政府实行压低农产品和其他生活用品价格的措施，降低劳动力维持的成本，使之与低工资水平相适应。[7]（P17-18） 其次，建立严格限制劳动力流淌的劳动管理体制 为了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基础上解决丰富劳动力供应所带来的就业压力，政府实行了严格限制劳动力流淌的政策措施。 首先，对劳动者就业与企事业单位录用员工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严格限制劳动力在不同企事业单位间的流淌。这主要由1951年颁布的关于各地聘请职工的暂行规定和1954年5月6日政务院通过的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来加以规定企事业单位雇佣劳动者需在国家下达的指标范围内进行。而这些指标又大多被用于安置复转军人、大中专和技校毕业生。一般劳动者在没有指标的情形下，难以转换工作。 其次，建立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劳动力流淌。户籍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新中国1954年宪法中虽然规定了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但是，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常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起先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1956～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限制农夫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8]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记，我国政府起先对人口自由流淌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始终没有复原。户籍制度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影响甚巨，一方面，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区分，使城乡劳动力流淌受到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中关于聘请与就业过程中的行政审批程序使劳动力跨省区流淌受到极大限制。 再次，严格限制解雇，保持雇佣稳定。在劳动力供应丰富而资本稀缺的社会条件下发展重工业，节约成本、扩大积累、尽量压低劳动力价格就成为必定选择。而要在低劳动力价格下维持企业经营同时维护劳动者的就业利益，这是市场机制无法支撑的体制需求。而维持这种价格扭曲的劳动关系必需依靠政府限制解雇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建国后，相关政策法规规定了我国解除劳动关系的基本形态即退休、离休、退职、除名和开除。在非惩戒性解除劳动关系方面，先后发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2月26日发布）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