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贸易理论的新思考-比较优势“二元结构”

古典贸易理论的新思考比较优势“二元结构” 摘要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由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长期以来这一基本概念指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与演进。文章重新思考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概念，试图以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视角解释中国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大量出口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现象。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